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时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
9月24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王稼祥在座。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文，毛泽东在此次会见中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1948年的事。1948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1948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么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当然是独立国。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同志！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90%，把白区几乎搞垮了100%。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4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我们很为难。斯大林的4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党内知道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维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但是有5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4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100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朝起开始减少。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32年以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10年、20年以后就危险了，40年、50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4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4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3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4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4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300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34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９月2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在谈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接着，毛泽东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最后强调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5日晚8时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是日晚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交谈会见各兄弟党的情况。
９月26日下午2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于哥夫等，王稼祥在座。谈到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时，毛泽东说：
“季米特洛夫同志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这是一位好同志，对同志关系好，没有教条主义，没有命令主义，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很好。”
毛泽东问：
“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大会怎样？”
于哥夫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笔者注）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5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是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
就在这个期间，陈伯达、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见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1个小时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９月27日下午2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闭幕式。
会议选举中央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在刚刚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有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前，李立三在“八大”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就批示说“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后来在1958年初，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了鞍钢总工程师马宾等人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宾，原名张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经历过皖南事变）、射阳县委书记（陈云曾为其撰写《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他在东北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归国后任鞍钢总工程师。
再说9月2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乔治乌—德治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他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乔治乌—德治说：他们在上海看了些工厂，印象是产品质量好，劳动热情高。毛泽东说：
“我们的质量还不好，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要提高质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奖；要成本低，质量就不高。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过去我们没有选购制度，今后将改变方针，实行选购制度。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是日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奥哈布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家，人民是穷的。穷是坏，也是好。穷了就要革命，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无文化，不好，但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字。”
奥哈布说：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文物古迹很多。”
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
在讲到波兹南事件时，毛泽东说：
“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
波兹南事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大规模罢工事件，因发生在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而得名。1956年6月28日，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约80%的职工开始上街游行，从捷尔任斯基大街向波兹南市中心行进。游行者举起“要面包和自由”的标语，并喊出了“俄国佬滚回去”、“释放囚犯”和“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沿途有更多的群众和铁路修车厂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聚集10余万人，逐渐发展成暴力事件，6月30日被波兰政府镇压。波兹南事件导致了至少74人死亡（包括军警8人），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波兹南事件是波兰逐渐摆脱苏联政治控制的里程碑事件之一。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
“我们将向你们学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也不会发展。应该学习任何民族的长处。哥白尼（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他在40岁时提出了日心说，著有《天体运行论》——笔者注），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仅属于波兰一个国家，他属于全世界，凡是科学都是全世界的。”
9月2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商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下午4时，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预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是日晚7时，毛泽东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讨论中央领导机构预选情况。
晚7时50分，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报预选的结果和通过候选人名单。
晚11时，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
选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6人：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 薄一波
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政 黄克诚 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会议结束后，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稼祥去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你就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我负伤以后，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的成长着，仍然是党！而我奉献给党的，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稼祥坐着不动，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王稼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已经说过，王明在1956年1月间以治病为由再次去了苏联。中央在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八大”。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向中央请假。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在王明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中央委员。后来自六十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长期留居苏联的他根据政治需要，化名为“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中共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书，全面地系统地歪曲、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污蔑毛泽东，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毛泽东多次谋害他，企图加速他的死亡，公开地走上了背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即便如此，中央对他再没有作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这才是：永不翻案人尽知，嘴尖皮厚枉称明。江山代有小人出，翻云覆雨每相同。青史如鉴能照妖，大鬼小鬼现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