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列席了会议。周恩来说：

“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泽东说：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泽东提出问题后，与会者发言活跃，纷纷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有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也有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经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发表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和家英同志可以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之后再议。”

11月8日，毛泽东的外家亲戚文家兄弟子侄4人在西郊宾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晚秋季节，北京的风变得有些刺人了，他们因未带暖衣，有些抵挡不住了。一天早饭后，文涧泉将侄子文风良叫到跟前，轻声说：

“风良，现在天气冷了，寒气侵人。你能不能给办公厅打个电话，要他们想点办法？”

文风良说：

“试试看吧。”

11月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尚昆办。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956年11月9日

11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65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147人。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时局问题作了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周恩来作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对1957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作适当的压缩，并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秘书处派一辆小车来到西郊宾馆，来人对文风良说：

“主席今晚要接见你们，他老人家吩咐，要你先去一步。”

来人又对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说：

“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少顷就会来接你们。”

文风良来到了中南海，独自步入毛泽东的会客厅，见毛泽全正一个人坐在那里。毛泽全见他来了，忙起身让座。正说话间，毛泽东人未到声已至：

“嗬，风良来了。”

只见毛泽东缓步走来，文风良急步上前，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毛主席！”

毛泽全也上前向毛泽东问安。毛泽东用左右手拉着毛泽全和文风良走向他的座位，让二人坐在左右侧，给他们各送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转问文风良：

“你们来了多久？生活过得惯吗？在北京参观了哪些名胜？你涧泉伯伯他们有什么反映？”

文风良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说：

“他们说，北京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年变化真快，他们每来一次，就有新的感觉。他们初来北京时，这里大都是四合院的平房，是一座地道的消费城市。现在北京已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

毛泽东笑着问道：

“他们还说些什么呢？”

“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建国以来祖国各地和首都建设的辉煌成就，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说过其它什么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以怀疑的口气对文风良说：

“我却不信他们就只谈这些，难道他们就没有谈论别的东西吗？”

文风良正要回答，王季范领着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人进来了，他们同毛泽东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吮了吮嘴唇，笑着说：

“听风良说，你们这次来京，游览了北京各处名胜，还有不少感想是吗？”

文涧泉说：

“是的哩，风良没有讲错。俗话说：‘乡里人上趟省，嘴巴都讲穷。’咱们这次上北京的见闻，3天3晚都讲不完呢！”

“那好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回去向乡下的亲友们演讲演讲，3天讲不完就讲4天嘛！不过，你们可要实事求是地讲。切不可讲大话吹牛皮啰。你们大家知道，解放前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我们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既要医治战争创伤，又要恢复国民经济，一切都是要从头做起。解放前的中国，连一架缝纫机也要靠进口，一盒火柴加洋字，说成洋火，煤油都要说成洋油，一匹机织布也要说成洋布，一双纱织袜子也要叫它洋袜子。水泥成洋泥，还有什么洋枪洋炮等等。其实，像指南针、火药以及造纸、印刷、纺织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输出到国外后，便变成了‘洋’的。”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还只有7年，我们花了3年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到今年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4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工农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已初具规模，原来靠进口的东西现在也能造了，包括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等。当然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根本的差距。不过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

他还对文涧泉、文运昌和文梅清说：

“你们都是年逾花甲的人了，有的工作是力不从心了，可是就凭你们的一张嘴，做做宣传工作，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你们回去后，面向群众，把你们那些3天3夜说不完的事，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向群众宣传宣传。不过，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的事业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有一条，就是我先讲过的，要实事求是地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

时针已经指向晚上7点。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笑着说：

“今天，我特意要他们加了个燕窝汤，让大家尝尝。”

于是，大家在餐厅依次入座，毛泽全和文风良依然坐在毛泽东的两侧，负责为各位老人夹菜。

饭后，大家随毛泽东回到客厅，品尝茶点、水果。毛泽东对文风良说：

“我有一笔稿费存在中央特别会计室，我很想对唐家圫各家的老人在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但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文风良如实地将文泮香十阿婆、文南松二十阿婆寡居，文涧泉十一阿公老年无伴，文梅清十七阿公和十七阿婆老年膝下无子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说：

“帮助。我看还是平均主义的好，不然他们会有意见的。”

文涧泉插话说：

“主席，你还有表兄暮陶十八老倌，他辛勤一生，现在脚残疾，家境亦不佳哩。”

毛泽东问文风良：

“这情况属实吗？”

文风良说：

“涧伯说的全是实情，暮陶十八叔勤劳节俭，可算是唐家圫的典范。”

毛泽东点头称好。文涧泉又插话说：

“主席，唐家圫的堂屋已是百年的老屋了，年久失修，堂屋中的椽木已有好几根断了，如不及时抢修，将可能酿成大患。可是唐家圫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又无力维修。”

毛泽东转向文风良询问道：

“你说呢？是不是要急于抢修？”

文风良本来觉得涧伯不应该提这些问题，见毛泽东问他，只好随声说：

“堂屋椽木多数断了，急于维修，这是实情。”

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那么经费就由我来支付。你们回去后，好自为之。”

文梅清乘着酒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主席，你刚才讲到飞机，这家伙飞在天上，我们看是看见过，可硬是没有坐过哩。”

毛泽东听了，说：

“嗬！看来你们还想坐飞机啰。”

在一旁的秘书叶子龙趁机说：

“主席，正好明天有架飞机去武汉。”

毛泽东说：

“那好，明天就让他们坐飞机回去嘛！”

叶子龙又向毛泽东报告说：

“照相的来了。”

“来了就照吧。”

毛泽东说罢，起身与各位客人合影留念。他对文涧泉说：

“从乡下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要东西的还只有风良。”

他转对叶子龙吩咐：分别给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表兄每人人民币各300元；给文泮香、文南松二十阿婆和文暮陶十八阿公各200元；给文风良150元；再给堂屋维修费200元。由叶子龙点交给文风良，再由文风良转交各位老人。

此时已经将近晚上9点钟了，秘书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就对各位表兄说：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客人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次日清晨，文风良护送3位老人离开宾馆，由叶子龙陪同去机场。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小雪，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叶子龙领着众人步入候机室。约一个小时后，天气转晴。忽听得机场上人声喧哗，大家临窗一看，只见周恩来站在一架大型客机的舱口，正在向为他送行的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挥手告别。叶子龙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周总理出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各国。”

周恩来的座机启航后不到5分钟，叶子龙把毛泽东的客人送上一架小型飞机，飞向南方。

11月12日，北京各界举行盛大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

由于邵力子等人在筹备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大会和整个纪念活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对邵力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1月1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又写道：

“事物总是发展的。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1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作了简短讲话。讲话记录如下：

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1956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

四、1957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元，总预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1957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得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1956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1957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在会议休息时，吴冷西走进政治局常委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和常委们议论铁托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的演说。铁托在这次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还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他号召把各国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就说要他让新华社把铁托讲话的全文译出来，还说让在座的胡乔木和吴冷西一起，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

11月1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讲话的数字核对后，退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稿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即刻印发明天到会全体人员。”

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总结讲话，他说：

“我讲4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关于经济问题，他在谈到第1个五年计划和国家预算时说：

“我们对问题要做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关于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毛泽东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

“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9个，跑掉10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35年，还只有70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全会未作正式决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欲知八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如何继续处理国际关系？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到“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话题时，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真理一万年也不会过时！而反对他的人，看重的基本上都是物质刺激的作用。二者相较，的确有天壤之别！如果认真地将毛泽东时代人人比奉献的社会新风尚，与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的丑恶现象做一比对，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