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在座。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到会比较晚，一走进接见厅，他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问好。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地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作者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也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不久，谈家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遗传学课。
3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他写道：
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3个主要事项。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其中包括产品的分配、在银行的存款、国家的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和它的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救济款的处理，等等。所有这一切财政收支，都同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必须按时公布（有的随时公布，有的定期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预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必须知道，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合作社，社员们对于财政问题是存在着很大疑虑的。
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凡是当地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继续加以支持和推广。但凡是还没有经过实地典型试验的，则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老农虽然有些保守的缺点，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如果有些办法是多数老农不同意的，不要草率从事。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各生产队也可以考虑请本队中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精耕细作、细打细收的经验。
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们争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参加生产，也还是可能的。最近有些地方的合作社在作了多少程度不等的整顿之后，干部纷纷下地参加生产，在社员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影响，大大地刺激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经验有普遍性的意义，很值得各地注意。这种作法使社干部的生活不必完全由社补贴，可以只由社补贴那些因公误工的部分，因而能够减少社员的负担，同时也使干部们能够联系生产的实践，了解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对于领导社和队的生产有很大好处。为此，县、区、乡各级党委在领导方法上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进，例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区开会，有问题时，由县区干部分头下去传达和解决，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的浪费。
中央认为实现上述3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希望省、市、县、区、乡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处理，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习惯。
（此件发到乡支部。）
1957年3月15日
3月1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他写道：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中央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人士约160人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分别和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学校、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物举行了6次座谈，并亲自向大会作了讲话。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发生大变动。几万万人口进入社会主义这件事实，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反映。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我国有大约500万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事业中和党、政、军的机关中工作，他们是人民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大约10%左右），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先进人物；最大部分的人，即80%以上，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上述的80%以上的这部分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唯心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抱着怀疑态度的；有很多是略为知道些马克思主义，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只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别人善意的帮助之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用粗暴态度强制学习则抱有反感。知识分子的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表露自己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党认识到，必须把在敌我问题上和是非问题上两种不同的矛盾加以严格的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我们要做到在一个长时期（比如说15年）内，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从学习和实践中，从同工农群众的接触中，有更多的人（比如说三分之一）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现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用粗暴的而不是说服的办法，用斥责而不是说理的办法，用强迫而不是自愿的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思想问题，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他们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肯定一切，只看到成绩，没有看到缺点，骄傲自满，害怕批评，懒于说理，对于不同的意见，要求采取简单的压服的办法。很多的同志实际上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则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否定一切，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把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描写为漆黑一团。右倾机会主义者实际上做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反对这两种片面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对今后的思想工作有极重要的意义，各地必须组织深入的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开会时间一周左右即可。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各方提出的问题有一百数十条之多，这些问题，都由到会的人带回各地，以便继续讨论。你们的宣传工作会议，除了继续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外，还应继续收集和讨论新提出来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中央认为，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这种党内党外一起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后每年在中央和省市均应举行一次或两次。各省（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市）委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
中央 1957年3月16日
此时已是凌晨4时，毛泽东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中午时分，专列到了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他说，他计划在天津接见党员干部并讲话。黄火青等赶紧回去四处找人，通知会议，安排会场。
毛泽东在专列上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1957年3月17日
下午，毛泽东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游泳。
是日晚，毛泽东在市委几位书记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陪同下，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名干部见了面，并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地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嘲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于晚12点改乘空军专机飞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专列也到徐州机场。
欲知毛泽东在徐州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到了济南，一见到老部下、马背书法家舒同就说：“我在北京不愉快。”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细心的读者可能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觉察到了党内的某种不协调。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中途退场，便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他此次南下，既是宣传，也是调查研究，结果又发现了令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您如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