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话说1957年4月10日中午12时35分，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谈话，他说：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4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4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也不是书生办报，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说：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
“《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另一种办法是松，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大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又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在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在谈话结束前，毛泽东提出了6点总结意见，他说：
“1、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2、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做系统的宣传。
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编辑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
5、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6、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8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
这次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10分才结束。
4月10日傍晚，刘媛英等人正在王季范家里拉家常，王季范的秘书走过来说：
“请先生去接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
王季范连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兴奋地对大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主席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请你们今晚去吃晚饭。”
几位客人听了，极为高兴。他们来京已经两个月了，就是盼着毛泽东回来。
原来早在2月份，春节刚过，毛泽东的又一批客人就从唐家圫出发了。她们是文泮香的老伴十阿婆黄桔香，文梅清的老伴十七阿婆文赵氏，十阿婆的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刘媛英的小儿子文泽湘，还有十七阿婆的长女文凯元。
此前，文凯元也想到北京看看毛泽东和她的老师兼表伯的王季范，因为她嫁到了一个地主家庭，便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文凯元一直追到了长沙，人们还在劝她回去。文凯元说：
“地主又怎么样？如果主席不见我，我就去见老师，那总可以吧！”
大家无奈，只好让她一起同行。在这一行人中，除了王先槐和文泽湘是男人外，其余的都是乡下老太太，就连刘媛英、文凯元也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大多没出过远门，只有刘媛英去过一次北京。
刘媛英一行6人到北京后，王季范派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头发胡同7号王宅里。王家小院里一下来了6位客人，热闹非常，王季范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安排他们的住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人太多，只好分住3处：文十七阿婆母女俩住王季范家；刘媛英陪婆婆住表妹章淼洪在头发胡同9号的家里；王先槐和文泽湘则住他儿子王文章处。
那时候，大家不便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只好先游览京华名胜。闲暇时，王季范就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他说：称呼要先称“君”后称“亲”，平辈要称“泽东同志”或“泽东主席”；侄辈要称“主席三叔”；侄孙辈要称“主席三公”。谈话时，要先问“主席身体好吗？”然后问“江青夫人好吗？”其余就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训练了好几天，直到客人们都运用自如时，王季范方才罢休。
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中南海开来了3辆小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跟王季范和章淼洪打了招呼，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你们好！”高智热情地对客人们说：“主席派我来，今天请你们吃晚饭。”
他掏出小册子，对照上面的名单清点人数。乡下来的6位客人，均在邀请之列。还有王季范、章淼洪作陪。由于毛泽东请客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邀请的人不能去。王季范另外两位客人和章淼洪的孩子也想去看看毛泽东，被高智拒绝了。
轿车进了新华门，放慢了车速，在丰泽园门口停了下来。高智领着客人们穿过草坪，来到北房客厅，叫大家坐在沙发上休息。大家刚落座，毛泽东从侧面的书房掀开布帘走了出来。客人们一齐站了起来，向他致意。毛泽东缓步走过来，满面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
王季范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客人：
“这是十表嫂。”
“十嫂。”
毛泽东喊了一声，握着文十阿婆的手，端详着，分别数十年，已经认不出这位表嫂了。
“这是十七表嫂。”
文十七阿婆是小脚，由女儿搀扶着走过来，喊了声：
“主席三表弟！”
“十七嫂。”
毛泽东握着了她的手。
“这是她的女儿，叫八妹子。”
“噢，八妹子。”
“这是赐生二嫂。”毛泽东握着刘媛英的手，说：“认识认识。”
毛泽东对大家说：
“请坐请坐。”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听说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我又不在家,你们一直等着。昨天我才回来。今天请你们来，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
王季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客人来京的经过和住所。毛泽东说：
“这可委屈了你们啰！”
刘媛英说：
“主席，我们到北京来，心里多高兴呀！别说是分开住，就是住在低等的饭店、旅社，我们也都满足了。”
毛泽东问：
“你们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两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初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拘谨，加上王季范事先叮嘱她们不要多讲话，所以，她们也就一直不说话。毛泽东倒是很愿意和她们说话，总是问长问短，想打开她们的话匣子。还是十七阿婆先开了口，她说：
“主席，您不晓得呢，农村条件艰苦，没有钱用，连饭都没得吃啊！”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惊讶。他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文凯元却接着母亲的话说：
“三叔，农村世道艰难啊！我们每年只能吃到半年的粮食，吃不饱，就靠红薯充饥。还有，乡下那些干部恶得很。”
“照你们讲的，乡下的日子苦得很啰！”
毛泽东说完，起身给大家递烟。王季范说：
“我不抽烟。”
“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啰。”
毛泽东还是非常风趣。王季范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也笑着说：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
“主席，吃饭了。”
“好。”毛泽东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