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形成了第九稿。他注明“6月16日定稿”。
6月17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做了一次修改，成为第十稿。他注明是“最后定稿”。至此，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从他最初的3个“自修稿”到这一天的第十稿，共有13稿。
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它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后来，美国《纽约时报》也全文刊载并发表了社论。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
6月22日，《人民日报》为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刊发问世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摘要如下：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3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快，3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丰富。”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地进攻。”“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8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6月22日傍晚6时30分，高智带许志行来到菊香书屋，在宽敞的书房里等候毛泽东。
许志行是在6月21日下午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点，到中南海找到了叶子龙，叶子龙派高智将他安排在了前门的招待所里。
许志行在书房里刚坐下不一会儿，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便站起身来激动得叫了一声：
“毛主席！”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分别了整整30年的许志行的双肩，注视着许志行，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拘谨地说：
“您日理万机，我担心影响您的工作，所以就迟迟没有敢来打扰您。”
毛泽东拉着许志行坐在他身旁，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颇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您还是这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又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一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哩。”
他问及老朋友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感慨万千，向眼前这位中国人民领袖诉说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倾吐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毛泽东问他在北京还想探望些什么人，许志行说准备看望一下在长沙一师附小教过他的老师谢觉哉谢老。毛泽东说：
“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小时后，谢觉哉果然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问候道：
“谢老，您好！”
谢觉哉对眼前这个35年前的学生印象很深，回忆起在长沙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禁不住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端上来4菜1汤，有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毛泽东要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给他夹菜。还说要许志行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
6月26日至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批驳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6月间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派两辆车接冒广生先生到了中南海。
冒广生，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州，字鹤亭，光绪甲午（1894年）举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冒广生任农工商部郎中，以不趋附权贵著称。民国期间，冒广生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勅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建立后，陈毅聘冒广生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他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间，冒广生应陈毅之请，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又采访他，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也登载在《人民日报》上。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到访，冒舒湮忙迎上去。周恩来握着冒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周恩来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广生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到了与冒广生有交往的六叔父周嵩尧，他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陆军上将，1917年调任江苏督军，在任期间横征暴敛，1920年10月12日夜晚，突然离奇死于督署内——笔者注）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冒广生听周恩来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道：“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周恩来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广生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周恩来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广生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周恩来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说罢，他顺手取过茶几上冒广生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说：“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他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周恩来风趣地说。他还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不几天后，毛泽东便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广生去中南海。冒广生在儿子冒舒湮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趋步亲迎，与冒广生握手问好。李维汉、吴冷西、胡乔木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寒暄过后，毛泽东引领客人步入客厅落座。
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的《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一文说起，他说：
“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广生说：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说话间，朱德也信步踱入客厅，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冒广生。冒广生指着冒舒湮说：
“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看着冒舒湮说：
“南宋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引用文徵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一词，全文是：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冒舒湮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对他的旁征博引和他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佩服到了极点。由此，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冒广生借机将他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4大册稿本，赠送给了毛泽东。
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
“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说：
“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连声说：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毛泽东一直把冒广生送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生怕冒广生碰到车顶。
欲知毛泽东在此后的整风中有何重要指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耄耋老人冒广生寄语毛泽东：“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此话堪称至理名言。后来的历史走向竟然不幸被冒老先生言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