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话说1957年11月19日，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那时，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

“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15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11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来看望毛泽东。这是双方的第3次会谈。哥穆尔卡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18日的演讲。毛泽东解释说，他曾经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只好坐着讲。他还说：

“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

哥穆尔卡说：

“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

毛泽东说：

“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过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

哥穆尔卡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他还抱怨说：

“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他又坦率地对哥穆尔卡说：

“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赫鲁晓夫同哥穆尔卡一样没有听懂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弹的论断。后来，他说毛泽东是“疯子”，是“战争狂人”。与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帕森斯将军说：

“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再说毛泽东在会谈中将话题转到了这次会议上，他问哥穆尔卡：

“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

哥穆尔卡说：

“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

“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毛泽东又说到了共产国际，他说：

“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说：

“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

“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3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共产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他说：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很大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

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有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

哥穆尔卡说：

“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

11月20日中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在告别讲话中，再一次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

他还对前来送行的60多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说：

“中国有个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看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是日晚，苏共中央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回到驻地，毛泽东征询赛福鼎的意见说：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赛福鼎回答说：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毛泽东点点头，又说：“俄罗斯人过去压迫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11月21日，毛泽东、宋庆龄率领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

“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就这样，毛泽东乘坐二等舱回到了北京。

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

此前，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和她的几个同学在语文系成立了一个“十月诗社”，她们还创办了一个油印诗刊《鹰之歌》。她们通过长沙市10中的小读者薛守淳及她们在10中实习的同学、诗社成员萧幼艾，抄写了毛泽东写给10中教师李淑一的词，并表示要在《鹰之歌》上发表。李淑一说，最好先请示一下毛泽东。于是，张明霞就在6月1日给毛泽东寄出了有她们诗社9位成员签名的请求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张明霞同志：

来函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阕，同意在你们刊物上登载。游仙改为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1957年11月25日

毛泽东随信附寄了张明霞等人抄呈给他请求他校核的原词，并用两种笔在上面加了标点，改正了一个错字。

当张明霞收到毛泽东这一指示信时，她们的《鹰之歌》已经在反右斗争中停刊了。所以，由《鹰之歌》发表毛泽东的《蝶恋花》一词，就成了她们终生的遗憾。

11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他幼年上私塾时的老同学毛裕初。

此前，韶山村印山冲农民毛裕初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北京。他是毛泽东幼年时的同学，同在南岸私塾邹春培先生那儿读过书。按照毛氏族谱“祖恩贻泽远”论起，毛裕初属“恩”字辈，比毛泽东长两辈。这两位同窗学友相见时，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毛泽东握着毛裕初的手，欲言又止。当毛裕初自报家门后，毛泽东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笑容，并正正经经地叫了声：

“叔祖父。”

毛泽东问起家乡人的衣食住行，得知家乡人的生活仍很艰难时，连连说：

“我这个主席没有当好呀！现在是过渡时期，国家底子薄，今后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只要大家奋发图强，搞好生产，就会有希望的。”

毛裕初和毛泽东回忆起他们一群学生在1903年夏天背着老师去洗澡、塾师邹春培要他们对对子惩罚他们的情形。毛裕初说：

“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

“对了！‘修身’对‘濯足’。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中午，毛泽东与毛裕初共进午餐，为他敬酒、夹菜。毛裕初说：

“主席给我敬酒、敬菜，真是不敢！”

毛泽东却笑着说：

“你是我的长辈，敬老尊贤，我是应当的。”

后来，毛裕初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地方。临别时，毛泽东让秘书给他添置了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又送他200元钱，还特意送了一支长手电筒。毛泽东体贴地说：

“乡下没有电灯，晚上看不见，你回去可以用一用。”

毛裕初有一个多年的愿望，想去飞机场看看飞机。当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一口答应，并且说让他坐飞机回去，直接体验飞行的感受。

回到韶山后，毛裕初时常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并适时地反映家乡的情况。毛泽东虽然忙于国事，无暇回信，却仍然挂念着这位叔祖父，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予回信。

1957年12月1日，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 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

此致敬礼！

宋庆龄 1957年12月1日

原来在1957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山东胶县农民送来的4棵特别大的白菜，他立即挑选出两棵最好的，让江青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江青送给张治中家的那棵大白菜也重达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就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这棵大白菜抽苔开花，高有二三尺，客人见了无不称奇。

12月2日，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自此以后，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全国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这个口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12月初，警卫战士马维探家后回到中南海，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一并交给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手有些发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掰一块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嚼着嚼着，泪水便溢满了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说：

“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李银桥将窝头放进嘴里，感到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这天晚上，毛泽东失眠了，他嘴里喃喃地说：

“怎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时时思考着这个问题，无论是散步、吃饭或是睡觉，他多次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2月7日，毛泽东会见以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上将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

12月8日，毛泽东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介绍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关于国际形势，他说：

“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但是，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

毛泽东还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

12月8日13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南方，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济南。

南下出发前，毛泽东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搜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

12月9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在珍珠泉礼堂与参加山东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们会面谈话，然后看了大字报。

中午，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济南抵达南京。

据专机工作人员回忆说：此次飞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可毛主席“一时兴起”，改变了计划，发生了一件让机组人员异常紧张的事情。当飞机接近古城南京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楼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楼开会。”在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

“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都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

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说：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说：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楼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的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

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的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

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再说毛泽东在南京期间，接见了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12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京，飞抵杭州。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据他说：这篇社论在访苏前就开始写，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社论中写道：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1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的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审查全国各地的工农业计划问题，提出搞地方工作的应该管3件事：工业、农业生产、意识形态问题。

12月14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由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人员。

12月16日，毛泽东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赶来杭州集中开会。陪同缅甸副总理来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主要矛盾、整风重点是抓基层等问题。

12月16日晚上，毛泽东看罢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送来的12月9日的一个讲话《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内中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他十分高兴和重视。

12月17日凌晨2点，毛泽东给叶子龙写信，他写道：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12月17日上午2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1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等人，一起阅读、座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是日晚，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信中写道：

“惇元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祝好！”

他在给李淑一的复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500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顺祝教礼！”

他还给孙燕写了一封回信，对孙燕的工作安排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还声明：

“此事应由党作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12月18日，毛泽东继续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恩来等7人开会，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按他的话说，这次会议是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进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毛泽东 12月18日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约请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田家英等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并对报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尔后，他指示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后来《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浙江省委的报告。

《人民日报》还为这个报告发了“编者按”，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

“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修改后的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12月25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12月25日8时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12月25日，卫士张木奇和江苏籍的张相松探家结束回到毛泽东身边，他们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的情况。张相松说，他家乡的农民每月平均是8元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扭头问张木奇：

“你们曲阳是多少？”

张木奇说是5元。毛泽东沉思着说：

“差距是有，某些地区差距还很大哟。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5元的也要提高到8元，8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消灭差距！”

他又问张木奇说：

“你父亲已经是近60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张木奇说：

“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活，算个半劳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点头，然后说：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

12月25日这一天，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谈到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亲自做了一些修改。

后来，《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说柯庆施的文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通意义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4岁生日，厨师用叶子龙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腊鱼等土产品烹制了几道菜，其它还有毛泽东爱吃的带辣味的湖南家乡菜和红豆二米饭。大家把毛泽东请到饭桌上，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12月2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照片。并要胡乔木告新华社“注意报导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31日，毛泽东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作了批示。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成的。社论中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全国人民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且说，“目前全国农村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还强调说：“事在人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