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4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6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二、整风第4阶段进行的方法，应当是：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采取人人检讨、人人过关的方法。一般地说，这样的小型会议，开个4、5次，即可大体结束。如果在会议进行当中，发现重点人物，或发现有重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须要更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需要适当增加会议次数。召开这种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小型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凡是能够写的同志，都应当写出本人参加整风运动的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可以采用个别交谈互相传阅的方式，不必经过会议的讨论通过。

三、整风第4阶段，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揭发和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在揭发和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应当联系到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以便提高全党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上述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本部门在这个阶段应当着重地揭发和批判哪些方面的问题。

四、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整党、整团、整社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党、团的委员会和社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农村党员、团员、乡、社干部可以不必写个人的思想总结，但是，要在整风中进行一次鉴定。

五、各地区在统一安排本地区整风工作的时候，应当把财贸部门和其他分散的基层单位、城镇居民、小商小贩的整风统一安排进去，并且要注意加强领导。不要使这些方面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漏掉了或者滑过去了。

六、无论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基层单位，无论在整风运动中和今后日常工作中，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表扬先进，改进工作，都应该广泛使用鸣放辩论和写大字报的方法。

七、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可登党刊。）

4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了波兰政府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会见中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去参加武昌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曾希圣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城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地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主席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这一顿饭菜，老通城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对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大家吃完饭已经是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上午，武汉地区5000多名科教工作者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科教界大跃进誓师大会。12点42分，大会执行主席向代表们宣布说：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会场，和大家见面……”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的人都站立了起来，热烈鼓掌。

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王任重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他又走到主席台中央，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他。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随着扩音器播放的音乐唱起了革命歌曲《东方红》。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刘建勋的汇报，他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四十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正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可怜当今少信仰，善男信女仍拜神。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呜呼！警示在前，动荡于后；右派作乱，天地翻覆！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