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中共河南封丘县委在3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应举合作社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他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写出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短文：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作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

写罢此文，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4月15日

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4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人到达广州。

是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稿。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临时通信》中写道：

“请你们立即将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做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做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4、5、6这3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做了大力安排。”

4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25日或26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电力工业部长），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4月27日

毛泽东在读《贾谊传》时，称赞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郁郁而死，深表惋惜。他在书上批道：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毛泽东把《贾谊传》推荐给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看，意在鼓励他们也要解放思想，勇于作为，要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

4月27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问题。6时15分，他和与会者们来到珠江边上了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会议休息，毛泽东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8时，会议在船上继续进行，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12时30分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每天除了开会，还要到珠江游一次水。

4月29日，广州会议结束。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了泳，通体舒泰，由于日晒的缘故，脸上呈现出黑红色，显得格外健康。他决定去郊区的棠下农业社看看。

3点45分，毛泽东一行3辆轿车由西而东来到棠下村口南边的公路上。早已聚集在路边的村民纷纷喊着：“来了，来了！”

毛泽东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裤，坐在第二辆车上。他人未下车，脚上的浅口黑色布鞋已伸了出来。他平日里最喜欢穿的是两双合脚的鞋，一双是这个布鞋，另一双是已经很旧了的棕色皮鞋。他不论是去哪儿，都是两双轮流着穿。卫士们几次要他换新鞋，他都谢绝了，再说多了，他就要发脾气。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市长朱光，正待要把农业社的干部介绍给毛泽东，可几百名社员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村干部费了很大劲才开出一条小道，让毛泽东等人走在前面，众人紧随其后，一起簇拥着往村里走去。农业社支部书记梁富、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让进办公室，室内室外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毛泽东问道：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

钟叙本回答说：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陶铸对干部和社员们说：

“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后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

“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村支部书记梁富说：

“散不了。铁打江山！”

“散不了？为什么？”

钟叙本说：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1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

毛泽东显然感到很满意。陶铸问钟叙本：

“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清清嗓子，说：

“第二就是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注意到桌子另一边有几个干部一直没吭声，就问朱光：

“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忙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陶铸打趣说：

“现在是4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也笑着说：

“哪里是4级？连你，我，我们是6级干部在一起了。”

他要去看看干部试验田，众人便拥着他向村西北角走去，社里的群众也尾随而至。毛泽东来到一棵榕树不远处的稻田前，问道：

“这禾长得不错嘛，每亩能收多少斤？”

负责试验田的钟文炳回答说：

“大约700斤吧。”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往前走。此时的广州已经是火一般的炎热了。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这是一顶极普通的南方常用的竹编帽，农民们下田都戴着它。毛泽东接过帽子，端详片刻，戴在头上，细心地系上带子，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他指着菜地边上的一种植物问：

“这是什么？”

社干部说，这是一种菜，叫藿香。他们又介绍了田里种的黄瓜、豆角、生姜。毛泽东说：

“好，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毛泽东来到干部试验田边，农业社副主任钟礼向他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反问道：

“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钟礼正要回答，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妇女满头大汗地使劲拨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后，将一把布伞撑开，小心地遮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向她道谢，她并不开口，只是笑笑。毛泽东发现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着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盯着他，却不敢靠近。毛泽东乐了，走上前去，拉着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的手，问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告诉毛泽东，他们是广州市第30中学的学生，是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又问：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学生们笑笑，不好意思回答。毛泽东又问农业社干部：

“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一个人说：

“社里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已经西沉，毛泽东结束了近1个小时的视察，离开棠下社，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看完了耕耘、水利、土壤肥料和水产4个馆。他在水产馆前，对陶铸、朱光等人说：

“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

至此，毛泽东结束了广州之行，连夜乘飞机北返。

1958年5月1日凌晨，毛泽东乘专机飞抵武汉。这一天，他为回京后解决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就找来林克谈话。

关于“八司马事件”，《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8个科级干部（林克、戚本禹、李公绰、朱固、马芷荪、吕澄、王象乾、沈栋年——笔者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得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再说毛泽东在和林克谈话时问道：

“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呢？”

林克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话，随口说道：

“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

“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

毛泽东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还边说边比划着：

“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视着。就这样对视了1小时、2小时、3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毛泽东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意犹未尽，又问林克：

“《席方平》的故事你看过没有？”

林克说：

“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讲故事：

“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使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亲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就向城隍、郡司告状。因城隍、郡司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还使席方平受尽了拷打，又将他押回阳间。席方平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方平几十大板。席方平大喊：

‘谁叫我无钱，应该挨打！’

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方平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方平：

‘还敢告吗？’

席方平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

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锯成两半。席方平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

‘真是条硬汉子！’

拿锯的小鬼同情他是个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方平：

‘还告吗？’

席方平恐再遭到毒刑，谎说：

‘不告了。’

席方平又被押回阳间。席方平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他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3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阎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席廉阳寿3纪。”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喝了口水，点着烟，又说：

“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5月3日，毛泽东从武汉飞回北京，当晚便着手解决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载：“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8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彰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2月讲话（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彰，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作‘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1957年3月，戚本禹最先贴了何载的小字报，之后他和林克等人贴了何载的大字报，又不点杨尚昆的名贴了办公厅的大字报。反右开始后，何载和他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大字报的问题。是年秋，全国反右接近尾声，中南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接替了何载的工作，经杨尚昆同意，又组成以王刚、晓岚为正负组长的工作组，从3月到4月份，批斗戚本禹、林克8人，直至定性——笔者注）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彰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50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50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当晚8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5月3日晚，毛泽东解决了“八司马事件”后，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讨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欲知八大二次会议如何召开，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周围的中直机关、中央办公厅这些小圈子，实际上也是社会的一个个缩影。社会上出现的现象，在这些小圈子里也都应有尽有。“八司马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小青年在整风运动中贴了领导的大字报，就成了“反党小集团”，要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毛泽东把这种灯下黑现象称之为“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一点也不过分。毛泽东健在尚且如此，他不在了又会怎么样呢？那时候的一些人不作如是想，终于酿成了一个历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