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话说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

5月26日上午，毛泽东重阅《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后，写出了一个党内批示，他写道：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这一天，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后，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5月26日，谭震林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道：

“已遵示，找了李宝森等3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

谭震林在报告中还提出了解决好粮食问题的要求和办法。

5月27日凌晨，毛泽东将谭震林附有李宝森等3人写的调查材料的报告，批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5月27日上午2时

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1957年反右前的情况，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5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此前，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了刊名。他一共写了4幅，在其中的一幅旁边用小字作了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后来《红旗》杂志采用的就是毛泽东作注的这一幅字。

《红旗》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初的一天上午，王鹤滨从苏联留学回国。他安排好工作后和即将在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爱人叶阿莉（叶丹）一起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留他们在办公室南侧的过厅里共进午餐，他举起一小杯葡萄酒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王鹤滨和叶阿莉马上站起身，双手举起酒杯和毛泽东碰杯，说：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一边吃着饭，一边微笑着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在苏联看到些什么新闻呀？”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中国，对我们留学生都非常友好，我们回国时，他们都恋恋不舍。可是，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则没有威信，大学生们给赫鲁晓夫起了个外号，叫他玉米棒子。”

毛泽东很感兴趣，笑着问：

“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呀？”

王鹤滨说：

“赫鲁晓夫去了美国访问，在美国看到了美国人种玉米的好处，他认为找到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回国后便在苏联推广种植玉米。可是，因为苏联的多数农业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天寒地冷，致使许多地方的玉米成熟不了，只好做了青饲料。副食品商店里到处都在卖冻嫩玉米棒子，报纸上还宣传说，煮玉米如何如何好。所以，每当赫鲁晓夫发表广播演说时，大学生们就带着讽刺的口吻喊：‘听啊！玉米棒子又讲话了。’嘲弄他在农业上的失败。”

毛泽东两眼一直注视着王鹤滨，很认真地听着。待王鹤滨讲完了，他说：

“他赫鲁晓夫也搞瞎指挥。还有什么新闻？”

王鹤滨说：

“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军事力量增强了。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重视，群众很喜欢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如毛衣、保温瓶。另外，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专家、教授、院长，政府的高级官员，薪金高，可以排队买汽车，住房也宽绰，而且在风景区都有别墅，与一般的工人、农民、基层职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师、医生，差别很大。工人居住的条件很差，住房紧张。我到一个工人的家里看一位病人，是随着一位苏联医生去的，见一间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住着3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房角住一家，占去了3个房角，只有临门的那个房角没有住人。每家用一块布挂在床前床侧遮掩，下面可以看到床腿，上面可以看到站在床上穿衣的成年人的胸部。我曾经问过一个打扫集体宿舍的清洁女工：‘你们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不尊重呢？’这个女工说：‘你说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吧，那些人是资产阶级！’”

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党的组织生活很松散，不如我们抓得紧。他们党员的组织生活仿佛是俱乐部一样，只要不丢失党证，就算是党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入党，党内的保密很差，苏共中央一开会，内容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毛泽东又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别在1956年4月5日、12月29日发表——笔者注）很感兴趣，认为是撑了他们的腰，在大街上见到我们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头来。”

毛泽东带着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请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

毛泽东有点激动了，饭菜也停止吃了，说：

“赫鲁晓夫曾经向我们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的水果多得很，卖给你们就是了。”

说罢，他这才又将饭菜送进嘴里。正在这时，陈伯达来了，说是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兴奋地说：

“伯达同志，你也来听听王医生讲的苏联的情况。”

陈伯达白了王鹤滨一眼，看了看手表，对毛泽东说：

“与会人员都到齐了。”

毛泽东赶紧又吃了两口饭，一边嚼着，一边站了起来，用手示意江青招呼王鹤滨等人继续吃饭，他要开会去了。

6月7日，毛泽东就苏联请求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做出了批示，他在这一批示中写道：

“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须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原来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所需费用1亿卢布，苏联出费用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这种要求和条件自然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中说：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小组组长是：财经小组陈云，政法小组彭真，外事小组陈毅，科学小组聂荣臻，文教小组陆定一。

6月12日，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就苏联4月18日来函复电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共中央讨论了苏联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

此后，苏方又致函中国，提出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这依然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不让步。

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了妇女解放问题，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现在只要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他并且预言道：

“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刘少奇还说：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毛泽东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回答说：

“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泽东又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张剑南说：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泽东称赞说：

“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他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问崔希彦：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

崔希彦回答说：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很有意思！”毛泽东听了笑了起来，又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崔希彦：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摇摇手说：

“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他又问：

“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崔希彦告诉毛泽东说，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

“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

崔希彦回答说：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

毛泽东问：

“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

崔希彦回答说：

“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

毛泽东说：

“好哇！你们这5条都很对呀！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他燃着一支香烟，亲切地对崔希彦说：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说：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

毛泽东又问他：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

崔希彦说：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很好，很好。”毛泽东说罢，转向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他听，共有20多种。毛泽东问：

“这么多，能做完吗？”

施德生说：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它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

熊天荆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做。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

毛泽东问：

“你的意见呢？”

熊天荆说：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毛泽东高兴地说：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崔希彦等人一起共进晚餐。这顿饭菜很简单，毛泽东很少吃菜，他吃的是一种比青豆角还细的小辣椒和一盘苦瓜，饭也是极普通的粗米饭。

送走崔希彦等，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看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内容是针对《人民日报》4月15日发表的马特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他马上让工作人员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的周谷城，请他来北京谈话。

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

“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101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6月17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李富春在计划要点报告中提出，第2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1958年6月17日

6月17日晚，周谷城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问题移到了《人民日报》上，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说：

“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块儿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

“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学。”

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说，连连点头，便倡议道：

“对，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得不得法，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