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第七卷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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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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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话说1958年8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郊区涝灾和抢救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写了第2次报告。报告中说：自8月6日暴雨过后，13日北京地区又下了一场大雨，郊区菜地受灾严重，近几天蔬菜上市量日渐减少。目前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力求增加供应。毛泽东阅毕，批示道：

“大问题。江青阅。老下大雨，菜量大减。”

8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他谈话中说：

“所谓大国小国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没有道理的。”“国家大小只是形式。我们两国是完全平等的朋友性质的国家。”

中午12时20分，这次会见结束。12时50分，毛泽东登上专机，于下午2时飞抵北戴河。

下午3时，毛泽东在住所一号楼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

这一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议。

8月1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部门党组的负责人。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讨论商业工作、教育方针和加强民兵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会议需要讨论的17个问题。他说：

“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1100万吨钢。”

关于农业的粮食产量问题，毛泽东问谭震林：

“明年你们安排怎样？”

谭震林回答说：

“有的地区是人均2500斤，口径不一。”

8月18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广州军区13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批示道：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几百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区的柯庆施、西南区的李井泉、华南区的陶铸、华北区的林铁、华中区的王任重、西北区的张德生、东北区的欧阳钦。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还提出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他说：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8月20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总指挥叶飞立即乘专机到北戴河，同他具体商定炮击金门问题。

这一天，吴冷西因事未到北戴河，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通知他赶快来。吴冷西于21日乘中办的班机到达北戴河，和胡乔木住同一栋别墅。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

“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

在谈到人的主观能动性时，毛泽东说：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据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赞赏慧能和尚的改革和创新精神，他曾说：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立了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说：

“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们更是和我们一条心。”“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

他又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的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

毛泽东还讲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问题。

原来在1958年2月，昆明军区13军37师政委何云峰大校、副师长张化民中校身着战士服、佩戴列兵衔，分别前往该师红军团（109团）8连1班和4班当兵。他们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一起摸、爬、滚、打两个多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密切了相互关系。何云峰和张化民在当兵过程中，也进一步摸索了一些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的经验，指导了全师的工作。他们的事迹报道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中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各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及一些军、师的负责人，共计1400多人。会议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目的是解决人民军队的3个问题：一是建军原则，二是建军方针，三是战略方针问题；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于6月21日、23日、29日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不少人对军衔制提出了质疑，甚至建议取消军衔制。其实早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后，就有不少人对军衔制度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产物（指照搬苏联和其它外国的经验），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逐渐高了起来。因此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又提出了军衔制的问题。一位少将在发言中说：“军衔制度我本身就怀疑。古今中外，新旧式的国家军队都有军衔标志，但这并不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必须挂牌子，我们过去的级别不是很好的军衔制度吗？……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牌子摘下来。”

毛泽东联想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军衔制问题的讨论，就说：

“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笔者注），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散的军队。”

8月21日下午3时，叶飞来到北戴河毛泽东的住处。

原来，叶飞乘坐的专机因途中遇到了雷雨，误了20日原定的行程。因此，他在这一天中午才赶到了北戴河。

会议室里，一张军用大地图摊在地毯上，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飞和军委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或站着或蹲着，围了一圈。

叶飞将福建前线准备炮击金门的炮兵数量、部队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等情况一一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力非常集中。叶飞汇报完了，毛泽东突然问道：

“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

此时，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叶飞答道：

“哎呀，主席，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闻言，不说话了。他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道：

“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

叶飞回答得很干脆：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无任何表示，即宣布休息。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纸条子给叶飞，叶飞一看，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句话：

“是否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漏一点消息。”

告诉美国人，不就等于告诉了台湾吗？叶飞看完纸条子，感到很吃惊。他问王尚荣：

“主席把这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

王尚荣说：

“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是日晚，调入福建前线的陆海空部队，共有459门大炮、80多艘舰艇和200多架飞机，已经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8月22日，毛泽东在研究东海地图的时候发现海岸边有一条红线，便找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问道：

“这图上为什么会出现一根红线，而且离我们的海岸线这么近？”

陶勇回答说：

“这是国际法惯例，规定了沿海3海里算是本国的海域，出了3海里之后就是公海了！”

毛泽东说：

“3海里太近了，这可不行。要是这样划分，我们的内海渤海都要成为公海了。”

陶勇说：

“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每个国家都这么设定。”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

“那就改改国际法嘛。”

说罢，他打电话通知周恩来，以国务院名义将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法官倪徵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从北京接来北戴河，研究领海问题。

毛泽东对倪徵说：

“最近外国军舰常来闹事，今天把大法官请来，探究一下领海主权问题。”

倪徵便详细地介绍了领海的地位与作用，划分领海的方法以及世界各国采用的领海制度。他还说，在193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到会的40个国家中，有33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美、英、日等12国坚持3海里的领海宽度，而主张采用大于3海里领海宽度的则有21个国家。因此，“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

毛泽东问：

“为什么各国采用的领海宽度相差这样大？”

倪徵回答说：

“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掠夺海洋资源，他们主张领海宽度为3海里。而那些被侵略的国家为保护自己领海主权及国土安全，就主张12海里甚至更多的领海宽度。”

毛泽东又问：

“领海宽了，对商船航运有影响吗？”

倪徵回答：

“不会。海洋法规定，商船的正常商务活动是可以无害通过领海的。”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地图上的渤海，提高了声调问道：

“如果定了12海里领海宽度，那渤海里面还会有公海吗？”

倪徵回答：

“渤海中最宽的老铁山水道也不足24海里，这样渤海就成为中国的内海了，我国享有完全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