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门的经过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

他拿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说话间，已经时过中午，毛泽东留吴冷西和田家英吃午饭。餐厅就在北房5开间的中间堂屋，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它4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泽东常吃的。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毛泽东端起一杯茅台酒，请吴冷西和田家英共同干杯。之后吴冷西和田家英也端起第2杯酒，一同祝毛泽东身体健康。

吴冷西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到基层去。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是难得下去走走。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时，有的省市负责人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都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所以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传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经验。他交代说：

“你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你们下去不要张扬，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家英带的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28日带领调查组乘车南下，第二天就到了新乡。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由郭沫若、张劲夫陪同，在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这次参观的大致过程：

“3时40分，毛主席来，先到3楼看人造卫星和自动控制等。至5点多始至2楼，限于时间故极匆促。由郭院长、张副院长等陪同环视生物学部、地学部和综考会展出部分一周。见地学部展出的广西喀斯特模型云，问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模型却不好看。见大地构造模型，问了许多问题。见综合考察的吐鲁番模型，问火焰山是什么？6点半看毕回。”

毛泽东在参观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他鼓励钱学森说：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办、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陈毅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执行。

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增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繁荣，发展我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我国援外任务势必日趋繁重，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将会越来越多。中央要求凡是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都必须本着大跃进的精神，认真、切实、按期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决不应该借口国内任务紧迫而放松甚至挤掉援外工作。因为援外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此点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兄弟国家和亚非地区已经取得民族独立或者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和平中立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我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可能，给予他们适当的援助，加强他们的经济力量，为了使我国给予的经济、技术援助，能够迅速地显示功效，今后我们的援外工作，必须按照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我们援助他们的目的，不是造成他们对我们的依赖，而是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

援外工作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组织工作。每一项援外任务完成的全部过程，不仅涉及援助国内许多部门和地区，而且同受援国家人力物力的动员，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坚决贯彻援外工作在国内、国外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扬分工负责和密切协作的精神，才能有效地、准确地保证每一项援外任务的完成。

关于我国援外工作的体制，即按报告中提出的原则进行调整。原有的援蒙委员会、援柬委员会和各援外工作的领导小组应该根据援助工作的情况，逐步移交有关部委，逐步取消。

中央 1958年10月29日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陈毅、黄克诚，他写道：

恩来、陈毅、克诚同志：

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我今日下午南下。

毛泽东 10月31日上午2时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958年11月1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在新乡火车站稍作停留。

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上了毛泽东的专列，见到毛泽东正在听取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干部的汇报。毛泽东叫他俩先行休息，待到郑州后再听他们的汇报。二人去后，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陪同下，继续同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几位县委书记谈话，他对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说：

“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

“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

毛泽东问杨贵：

“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

杨贵说：

“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泽东又问：

“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如实地说：

“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史向生、耿其昌见杨贵如此说，都捏着一把冷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实话实说，嘴上也不把着点门儿。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问道：

“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

史向生见毛泽东发问，不敢再隐瞒了，只好说：

“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问杨贵：

“林县有多少人？”

“60多万。”

“林县有林吗？”

杨贵回答说：

“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又问：

“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

“五六万人怎么住啊？”

“都住在野地里。”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他说：

“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说：

“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

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

“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又趁机汇报说：

“林县兴修了水利工程，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毛泽东追问道。杨贵说：

“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史向生、耿其昌等人，严肃地指示道：

“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

是日下午，毛泽东找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这5个省委第一书记，还有陈伯达等人，到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

“噢，还是老人手。你们有什么新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了一番。陈伯达则汇报了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讲到了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一些奇谈怪论。毛泽东听后沉默不语。

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1天，打1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广播稿，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确定了广播稿的内容如下：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不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奉命向金门同胞反复作了广播预告。

11月3日，福建前线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6次大规模炮击。

不久，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4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它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1月

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这个《三告台湾同胞书》就没有发出。

再说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这9个第一书记除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5省外，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吴芝圃汇报说：

“关于交换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

“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说：

“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

“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说：

“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说：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

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会议，是指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他接着说道：

“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吴芝圃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反映说：有人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有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了，应该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他指定由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4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4日起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9个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汇报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吴芝圃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把“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这个题目改成为“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吴芝圃在汇报他们议定的工业、农业发展指标说：十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千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叫“新四、五、八”。

毛泽东听了这些吓人的高指标，说道：

“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3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

他又说：

“我们要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说，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可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还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会议。

11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继续进行，新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吴冷西等人。柯庆施反映说：城市里有些混乱，市民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

“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史向生提到了“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史向生问道：

“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说：

“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1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荥阳的工作团的领导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放心不下，反复问：

“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只好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说是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就到了荥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炼钢铁的十几个工作队员接到了郑州。这些干部带着一身煤黑和矿灰，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没有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声的说好。毛泽东扭头看见了胡秀云，他盯着胡秀云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大家一听都楞住了。胡秀云可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忽然也冒出来一句，她说：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是亩产400斤，到了早上就变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一听此言，脸色都变了。毛泽东仍然是一脸微笑，他望望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众人都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正在此时，有人拿来了大食堂的面包，说是请毛泽东和大家尝尝。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做成的，大家都说不错。送面包的人还说：

“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11月6日晚上，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在他的专列上汇报调查的情况。吴冷西说：

“我先到的修武县，那里的县委书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武县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他还怀疑他们施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度，能否叫作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问道：

“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

吴冷西说：

“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等农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

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作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机械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他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还说这样的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说：

“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菜肉不计，估计一年每人需42元。‘衣’一项是1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今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

吴冷西和田家英都汇报说：有些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住，夫妻实行礼拜六回原来的家度周末制度，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这是因为中央负责人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听说群众大炼钢铁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就说：

“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我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做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我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有空时再谈。”

欲知此后的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报告？写了多少篇文章，跑过多少地方？多少次和部下促膝谈心，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一切努力，无非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断地促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毋庸置疑，他确实是把大跃进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指挥的。如果他的战友们都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邀功，不浮夸，做好每一个战术配合，那么大跃进将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战役啊！可惜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毛泽东走得太快了，结果大跃进变成了他一个人指挥的战役，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和他的一些部下作战（你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可是在毛公身后，却有人闭口不谈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而对于大跃进中某些方面的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而至于把他们自己的错误强加在毛公身上，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