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上批示道：

“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武昌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一部分部长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番，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80元，大概在60到80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60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74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5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80元，穷得要命。

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41年，我们只有9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12年只有1亿吨钢。我们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10年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4亿吨钢好不好？搞40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11月17日统计，只搞了890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4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10万人，搞了400万吨。让苏联先过，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像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12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们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天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5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提高；3、文化教育普及和提高；4、3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3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5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1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已经翻了番，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1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8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办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5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也与斯大林在1938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两个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70%。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5个标准，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

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5年到10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刘少奇插话说：

“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话说：

“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照你的说法，18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毛泽东看着彭真，显然有点不高兴。他扫了一眼会场，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我的意见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3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10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啊？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天搞个上半年计划，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7月1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的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啊？！农业指标搞多少？”

刘少奇说：

“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说：

“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机床8万台，明年翻4番，搞32万台，有那么厉害？我看非亩产8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顿4个月，12、1、2、3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时，如只睡7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4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10个公社，有1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1个公社，时间4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就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个方法好？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快到12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11月22日凌晨1时，毛泽东夜不能寐，对1959年钢生产指标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叫到一起，征询意见。他最后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11月22日，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人在工业会议上提出，1959年的钢生产必须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

11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召集7个协作区组长谈话。毛泽东力图要说服各大区组长，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还反复问他们：

“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没想到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原来的指标。与协作区组长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刘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到他和各大协作区组长的谈话，他说：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制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预计炼出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我这次找你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道：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3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还要打它3分虚假，比较妥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

毛泽东又说：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昏脑胀，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3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彭真插话说：

“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

“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画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我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学，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现在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作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就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说：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你要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快些？”

吴冷西说：

“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

毛泽东说：

“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不过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

田家英说：

“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

吴冷西认为可行，毛泽东也同意这么办。于是，吴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讲话精神。

欲知武昌会议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虽然多，但读起来并不枯燥。这些话揭开了一些历史真相，告诉人们在大跃进时期到底是哪些人要消灭家庭？哪些人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提出要“穷过渡”？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后来一些人在毛泽东生前（如七千人大会）和身后往他身上泼脏水的真实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