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毛泽东夜读《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尔后他写下了一大段批语：

晋 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自己掌握了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

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穷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相互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幺，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乃其最著者。

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1958年12月7日，在武昌

12月8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金日成与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是日晚，金日成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

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全文如下：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4月成都会议、5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已在河南出现，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没料到，8月才作出决议。4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100斤报50斤，不怕，本来是50斤报100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90%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90%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3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3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3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得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3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1962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5年基本改变，10年到15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3年、4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哪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搞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3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3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1958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1962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1070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1962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150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50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1962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1958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6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1070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3年能否改变？3年恐怕不行。苦战3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4年，共7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900万吨，轧成钢材要打7折，只有600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30万军队变成两万几，30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3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3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12月10日晨，毛泽东关于《张鲁传》又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张鲁传

我国从汉末到今1000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极神气地描写，一看使人神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3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2000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

他批示将《张鲁传》印发给与会者阅读。为了帮助与会者阅读，他又把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这个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与会者。

12月10日上午，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沉重的负担变为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6小时的制度。

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示，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了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中还明确宣布说：

“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农具、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将钢产量由北戴河会议确定的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生铁从4000万吨调整为2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500亿元调整为360亿元等。其中关于钢生产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在内部的提法是，要好钢1650万吨。

毛泽东对于这个经济计划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仍然认为属于高指标的。但是，他也没有坚决地阻止这个计划的通过。以他的话说，搞大计划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作了让步。

全会同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全文如下：

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公报中说：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1959年我国的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产量3亿8千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4大指标是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情况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12月10日这一天，美国在中国的沉重打击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从台湾海峡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

12月12日，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邀请7日来访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社会事务部长优素福·本·赫达和军备供应部长谢里夫率领的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

12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优素福·本·赫达、谢里夫和代表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因素，我国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81个国家中只在31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我们不承认英国完全合法，是半合法（中英之间是代办级关系——笔者注），而承认你们是合法。我们看你们同看英国完全不同，因为你们是革命的。”

“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是在太平洋的西边。你们是西方的前线。”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客人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他还与阿尔及利亚来宾及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人士，一起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说：经过全国人民3个半月的奋战，“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年钢产量最多在5万吨左右）。

后来到1958年12月底，全国超额完成了炼钢任务，钢产量达到了1100万吨。其中合格的钢材有810万吨，不合格的钢材即土钢近300万吨（请注意，这些土钢以后还可以继续冶炼成合格的钢材）。

在这一年的群众性炼钢运动中，一些小土群高炉冶炼的钢几乎不能用。有的地方和单位为了追求数字，放卫星，把不少铁制品，甚至把老百姓的铁锅都拿来，砸碎了炼钢。上述近300万吨土钢基本上都是这样炼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群众运动中，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包括基层干部滋长了浮夸风，虚假现象十分严重，强迫命令盛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些灾难和损失。

正是：一年炼钢八百万，开天辟地数毛公。若无邀功浮夸者，哪个哈儿能唧声。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深思熟虑的结晶。本传前面把这三件大事的探索过程都交代清楚了，历史将永远证明，这三大探索及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创举，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本章后半部分，又不厌其烦地将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全文抄录，也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是十分慎重的。特别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是党内第一个察觉到共产风、浮夸风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最高领导人，从郑州会议开始，一直到武昌会议，在党内高层不间断地进行了说服教育，竭力纠正那些“左”的倾向。即使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也毅然决然地同党内的“左”的错误倾向做着不懈的斗争，1959年又同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做了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