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话说1959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又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他们有：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全文如下：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10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作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9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2月19日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给省委的信，见上一章毛泽东2月22日为中央写的批语——笔者注）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笔者注：杜导正在《坎坷的记者之路》中说：1959年初，广州市100多万人口，国家粮库里只有供应7天的粮食了。广东省处处粮食告急。广东省委和我还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给国家，省委便在东莞县搞反瞒产运动试点,在东莞召开反瞒产现场会，我去看“搜粮”。其实是事先专藏下的。我又发了几篇长篇文章，说广东城乡缺粮是假相，1958年粮食大丰收，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所以陶铸、赵紫阳同志领导的反瞒产运动是正确的。）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他写于7月15日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笔者注）。
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1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2月13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鸿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3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3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5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1分钟18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谢富治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10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4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作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说法叫作“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草谷”，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3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12海里，他只承认3海里，我警告30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30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10个指头按1个跳蚤，美国是10个指头按100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蒙古统治时，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3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做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3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30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30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3、5、7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6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23人，3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10亿人民币，3亿交公社，7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1方面军有两个山头，2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4方面军4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做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1、2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武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6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3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