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之第七卷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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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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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话说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尼·费德林到达北京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大会。先期到达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对伏罗希洛夫一行表示欢迎。毛泽东在大会上领导全场群众高呼口号：

“苏联中国团结万岁！”

4月17日，周恩来将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5省春荒缺粮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将这两份材料批示给周恩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批示中写道：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15省的表，一件是5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30份，以15份，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1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时

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与全国人大开幕的同时，全国政协第三届1次会议也在京举行。来自苏州的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园林艺术家周瘦鹃也参加了政协会议。周恩来在180多位老年委员团聚的茶话会上说：

“毛主席非常关怀各位老人，他说下次开会时，你们可以带着老伴同来，好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没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话，就是带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也好。”

毛泽东设想这样周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老委员们非常感动。

4月19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吴冷西和家人一起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过饭，正准备午休，服务员来说让他接电话。吴冷西心中有些纳闷：什么人打电话到香山来找我呢？他一接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是毛泽东的秘书罗光禄找他说话。罗光禄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他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要你马上回城参加会议。”

吴冷西不敢怠慢，立即带领家人坐车回城。他来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一走进颐年堂，毛泽东就冲着他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吴冷西赶紧解释说：

“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毛泽东说：

“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

吴冷西问：

“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

毛泽东说：

“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3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区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3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以及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周恩来补充说：

“《声明》行文不是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一点。”

刘少奇说：

“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与会者还谈到了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它意见。毛泽东说：

“时间不早了，会议到此结束。你要在今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我夜里等着看。”

4月20日凌晨3点多，吴冷西将评论稿打出清样送到了中南海。

这天下午，毛泽东把吴冷西和胡乔木叫到他家里，将他修改过的评论清样给吴冷西二人看。毛泽东主要是在上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的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他要吴冷西和胡乔木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行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当场做了一些修改，就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一遍，就说：

“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吴冷西立即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4月22日，毛泽东召集几个常委在他家里开会，吴冷西也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上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

毛泽东又提到了他在4月初杭州政治局常委会上，交代吴冷西准备写文章的事，他说：

“《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4月2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的李先念关于福建吕泗洋风暴渔民沉船事故的最新情况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

毛泽东 4月24日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吴冷西和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3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日报评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1959年4月25日上午6时

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在上午读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分头行动。胡乔木、吴冷西召开了宣传干部会议，统一宣传口径。胡乔木、吴冷西还研究了达赖和尼赫鲁的谈话内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说，他写给谭冠三的3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

4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吴冷西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吴冷西：

“文章写得怎么样啦？”

吴冷西回答说：

“正在修改。”

毛泽东说：

“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的局势无能为力。

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重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们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们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3万多人，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常委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

毛泽东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吴冷西先修改出一个稿子，然后交胡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6日，吴冷西、乔冠华领导的国际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写于25日上午6时的信时，大家都说：

“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4月26日，毛泽东接到了救灾委员会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度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毛泽东 4月26日

4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的几次谈话，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在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审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他突然问道：

“常委里怎么没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错嘛！她可以参加人大常委。”

说着，他大笔一挥，将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还自言自语地说：

“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