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服了安眠药，半靠在床上批阅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他在上面加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7月3日，庐山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与会者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6个小组。大家在小组会议上摆情况，谈意见，发言十分热烈。

被分配在西北组的彭德怀住在河东路176号院，刚离任的驻莫斯科大使张闻天住在177号院，两院相距不过50米。彭德怀下去散步或者到会场开会，常常碰到张闻天，两人免不了要聊上几句。

“你们那组讨论得怎么样？”

张闻天这一次问起了西北组的讨论情况。彭德怀浓眉紧锁，阴沉着脸说：

“唉，还不是遮遮掩掩不痛快。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67%。脱了外裤留了衬裤，不肯脱光，自己给自己找被动！”

张闻天说：

“我们那边会议压力大，柯庆施护得厉害，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彭德怀说：

“我们西北小组情况还好。”

张闻天说：

“1958年小土群炼铁，浪费人力物力太大，影响秋收，结果是丰而不收。”

彭德怀说：

“炼土铁，我看是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

张闻天摇摇头说：

“你的估价还比较高。我认为是得不偿失或损失很大，今年钢产量定1300万吨很难完成。”

彭德怀没有吭声，张闻天又说：

“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说：

“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骄傲嘛！”

7月4日晨，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将两份材料印发会议，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一份题为《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

7月4日，毛泽东在李先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上又加写和改写了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策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7月4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谈话。他从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说起，他说：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是椒山先生的名言。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地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中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7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7月5日晨，毛泽东在李先念为报送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所写的一封信上写了一个题目叫《粮食问题》的批语，他写道：

此两件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3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

1、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呢？

2、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3、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4、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5、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1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以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1亩田1头猪。1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1亩田1头猪。

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7月5日上午6时

毛泽东同时批示将戚本禹7月1日写出的关于他在四川新繁县亲自种植试验田结果的报告和《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印发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戚本禹等人在春节过后就去了新繁县，他本人种植的早稻经过半年的精心管理，亩产500多斤，不到600斤。他在《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中也如实报告了他所做的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去年中共新繁县委整理的关于选派罗世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笔者注）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材料上说，罗世发领导的那个管理区水稻平均亩产量是1929斤（以稻谷计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产214%。今年3月，罗世发在省万人生产动员大会上说，他们管理区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经过地委、县委反复查仓核对的结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产112%（见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报）。但是，这些文字都不真实。实际上，去年水稻平均产量远远没有这么高。今天他谈出真心话。他说，就他自己在小队里参加收打的情况计算，水稻的平均亩产并没有突破千斤关。真实情况是：双季稻：两季加起来，平均亩产有1000多斤；中稻：一二等田，平均亩产量有700斤；三四等田，平均亩产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块最好的上等白鳝泥田，亩产量是900多斤。他们去年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0%。这样，早、中、晚3季加起来拉平计算，平均亩产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罗世发认为，‘就按上述真实产量数字，去年的农业生产还是大跃进，成绩是很大的，是谁也推不翻的。’”“罗世发说，‘毛主席讲得硬是对的，一亩田能增产个二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不讲去年跃进数字，今年谁真正做到平均亩产800斤，都是应该得到金牌奖章的。’他又说，‘事实上去年真正能产上个八九百斤，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在一起讲私房话，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康种的水稻，平均亩产只有800斤，报的却是2000斤，这是私房话，不能追究，追究起来，开起会来要整死人。’总的说来，罗世发是一位风格相当高的农民党员。但是他和我们谈水稻真实产量时，思想上还是有矛盾的。他说：‘产量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说不对，否定了大跃进。右派才否定成绩，我们怎么能否定成绩!’有时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当不当全国代表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你亩产七八百斤，却上报2000斤，国家说打个折扣吧：一千四，征购400斤，给你们剩1000斤，几百斤做口粮，几百斤做牲畜粮，留几十斤做种子，几十斤储备粮，多余的还可以再卖点给国家。这个账不是很对吗？好！400斤征购粮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了很多报告，你虚报这个跃进数字，国家计划就要受影响，更严重的是社员吃饭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交了粮吃不上饭了，怎么办？我着急啊！’‘主席讲得对，要说老实话，农民听了都赞成（按：他们公社向农民讲述了毛主席要讲真话通信的精神，但没有详细传达毛主席的通信），去年报这么多，今年怎么办？我们当干部的心焦啊！’‘当然我们这个队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许有先进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别人来了我不能说，参观团，记者来，领着他转，什么也看不出来。报2000斤，我也能报，抽查也抽查不出来。你们来了我得说真话，说真话，对党有好处。’‘别人来我也不敢说，说了背时，开会一追，是否定大跃进！’”

毛泽东在印发了戚本禹的报告之后，又找来李井泉谈话，问四川粮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在事实面前终于向毛泽东认了错。

7月5日是星期天，会议休会一天，由于天气晴朗，与会者纷纷出游。

7月5日晚上，毛主席突然问封耀松：

“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封耀松算了一下，报告说：

“主席，是7号、9号。”

毛泽东没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人作了基本相似的记载：7月7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去南昌接贺子珍上庐山。（李敏在她的记述中认为：爸妈在庐山见面，可能与商量她的婚事有关。）

7月8日下午3时许，贺子珍和水静离开南昌，直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28号房。

7月9日晚，毛泽东在180号院住处接见了贺子珍。当时曾陪同过贺子珍的只有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

据封耀松记述：“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2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1楼的卫士值班室。我马上去报告主席：

‘水秘书她们来了。’

主席说：

‘好的！’

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烟在桌边，回到了卫士值班室。”

据王行娟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记载：“她来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他问道：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说：

‘我好多了，你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

‘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地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说了。毛泽东听了，轻轻地叹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也谈起了这些年的情况以及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毛泽东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问她同意不同意娇娇的婚事？贺子珍回答说同意，她已经见过了。毛泽东说，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她举行婚礼了。”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对我说：‘我们两个人谈得不错。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

据封耀松回忆：“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我回到值班室，水静同志问：

‘小封，他们还在谈吗？’

我说：

‘是啊。’

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说：

‘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

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

据王行娟记载：“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

封耀松回忆说：“我与水静继续谈着，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对水静说：

‘主席要你去一下。’”

据王行娟记载：“水静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粗条子的睡衣，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他见水静走进来，对她说：

‘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

他还说：

‘她拿走我3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接着说：

‘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封耀松回忆说：“毛泽东还对水静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水静上去只一会儿，就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着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

‘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

‘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

主席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得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

‘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通了电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3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

次日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说：‘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贺子珍在第3天回了南昌，毛泽东没有与她见第2次面。贺子珍事后对水静说，她把安眠药拿走，是不想让毛泽东吃这种药。

再说在7月9日那天晚上，毛泽东送走贺子珍以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看了一夜的材料，一直到黎明前，才让封耀松为他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他上床。他躺在床上还要看《楚辞》。后来终于将手中的《楚辞》置于心口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封耀松在床侧的凳子上继续静坐片刻，才悄悄地立起身，轻手轻脚地往外走。出于习惯，他迈出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声息，眼角熠熠地闪出光泽。再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呆了，毛泽东的眼角沁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不知是由于家事的烦扰，还是国事的烦难？抑或是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对这位老人家的感染？

疲惫的封耀松没想到拂晓前又发现，本来已经睡了的毛泽东又起来了。他斜靠在床栏上吸烟，要思考7月10日的发言内容了。

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古人今人后来人，人人如此。

欲知庐山会议后来的情况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提出的要讨论的14个问题，后来在会议上增加到了18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读书问题。他还提倡编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文件汇编3本书。自此以后，“好人好事”这个口号响遍了中华大地，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人人争做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真可谓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创了一代史无前例的社会新风尚。这种新风尚克服了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的利己主义，发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一直沿袭了近20年，的确是盛况空前！

另：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分组讨论阶段的一段对话值得研究。张闻天说：“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则说：“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本传前边已经交代过，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为了继续纠“左”，但他哪里知道，党内早已是暗流涌动了！张闻天、彭德怀的那些话，不正是后来会议由反“左”转变为反右的一个重要诱因吗？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又一次严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