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话说1959年7月24日，聂荣臻、叶剑英来到176号院，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
“我的信是写给主席的，是供他参考，并不是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可能对字句斟酌那么细，谁想到他拿去印发了？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阴谋，讲的是实际情况。”
他越说火气越大：
“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违反了哪条纪律，犯了哪条法？”
叶剑英问：
“你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吗？”
彭德怀说：
“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里来，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准备写封信给主席。没有同其他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张闻天呢？”
“没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但绝没谈写信的事。”
聂荣臻慢条斯理地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要从如何对大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负责人会议，提出了4条意见：
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7月25日夜，黄克诚还是睡不着。他从23日夜以后，每晚吃6粒安眠药，都是不能入睡。庐山上已经有了“湖南集团”的舆论，他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周小舟、李锐所说的“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这些要命的话，扰得他寝食难安。偏偏他们出门又碰上了罗瑞卿，必然会引起注意。
“小舟啊，23日晚你们出门碰见罗瑞卿，肯定会引出事。”黄克诚忧心忡忡地劝来看望他的周小舟说：“那天晚上你们一时冲动失言，万一走漏出去，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
“不行啦。”周小舟忧惧参半，他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
黄克诚见周小舟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他也是党内一位刚直不阿、对毛泽东忠诚不二的大将军。他现在的焦虑是：几个高级领导干部，受了批评之后背地里那样议论领袖，自己不报告不处理，感到“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越显得事情严重吗？”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当了多年秘书，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如果他去向毛泽东主动坦白，事情的结果可能还会好些。现在周小舟不去坦白，自己又不能主动去说。如果由自己捅出去，岂不成了“打小报告”？世人将怎样看待？谁人还能谅解？可是这样拖下去，万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黄克诚进退维谷，只有独个儿默默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正是：秀才当枪使莽帅，惊雷入耳愁将军。
此时的周小舟也是度日如年，躁动不安，坐不住，躺不下。他来到周惠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周惠，见周小舟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睡不着？”周惠依然是慢声慢语：“坐吧，坐下来。”
周小舟坐不下来，在灯光下兜着圈子，他说：
“我想自己去找主席谈谈，我有一脑子问号，还有23号夜的事。黄克诚建议我去解释清楚。”
“你先坐下来么。”周惠将两条腿垂下床，点上一支烟，说：“要坐下来想想，想好了再动作。唉，抗战时我有4次遇险，得了条经验，临事不忙，这很重要。”
周小舟终于坐下来了，他皱着眉头问：
“怎么检讨？自己都没想通。”
“看这个形势，不检讨是不行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曾希圣也是老同志了，干嘛对我这后生晚辈过不去？又拍桌子又骂娘的？”
“他就是那个脾气，跟柯大鼻子还不同。”
“就为我一句‘该打50大板屁股’的话，见面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惠吸了一口烟，又开始开导周小舟：“一般经验，反右要防‘左’，纠‘左’须防右。我对谭老板可能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但我的思想情况还属于右倾。检讨要检讨了，也不能人家说啥就是啥，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党不负责任。”
周小舟点点头，缓缓起身，说：
“你休息吧，我自己再想想。”
7月26日凌晨，毛泽东针对李云仲的意见书，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他在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这封信长达1万多字。信中说：“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
毛泽东在这一篇3000字的评论中写道：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对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大不相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1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建议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它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7月26日，会议分组传达毛泽东在25日提出的“要对事也要对人”的4点意见。会议并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对一封信的评论》。
7月26日这一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惠、李锐都作了检讨。
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和批判的声音，不时传到对面不远的美庐2楼，吵得毛泽东整日未睡。他几次叫李银桥去会场看看，报告会场的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美庐2楼同彭德怀谈话，没想到他再次拗着脖颈顶撞毛泽东说：
“在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举座闻言失色。毛泽东看着彭德怀，良久，点点头说：
“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
他越说声音越激越高亢：
“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满足你40天，否则还欠20天的账，叫你耿耿于怀！”
众人无不激愤，开始和彭德怀算老账。他们从红军时期算起，算到延安，算到北京，一直算到了这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只得违心地作了检查。
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与彭德怀谈话。有人说：
“彭德怀同志这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本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相反，很骄傲，犯上。”
周恩来说：
“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当然，彭总历史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能全盘否定，对问题还是要三七开。”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
毛泽东皱着眉头，不高兴地说：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
与会者们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经过一番议论，一致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彭德怀也表示同意这个结论。
此后，中央警卫局向下列各位人员的警卫负责人宣布了3条纪律：
1、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2、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3、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初步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29日，毛泽东电召林彪上庐山。林彪在北京就知道庐山上出事了。
7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给与会者。他在批语中写道：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将对彭德怀的批判与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联系了起来。还有的人说彭德怀是里通外国。
7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他还说：
“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7月30日凌晨，毛泽东吩咐秘书说：
“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今天上午谈谈。”
李锐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就对周小舟、周惠说：
“要做最坏的打算，攻势会越来越猛。我们议论的一些话弄出去是很危险的。”
周小舟皱着眉头“唉”了一声，说：
“早跟主席解释清楚也许会好些。”
李锐反问道：
“能解释清楚吗？”
周小舟、周惠面面相觑。李锐又交代说：
“议论的那些话，特别是23号晚上的议论，就像烧掉了一样，任何情况下不要再提啦。任何情况下！这样做免得情况说不清楚，越搞越复杂，对党，对主席，对谁都不利。”
黄克诚4人来到美庐二楼。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将大手一摆，说：
“坐吧，都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