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公开发表的谈话内容和他儿子任重公开的史料，只是这份谈话记录中的一部分，抄录如次，以飨读者：
毛泽东一见任继愈的面就说：
“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有没有人研究佛教？”
任继愈回答说：
“除我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说：
“我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之处，但他没有讲清楚。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
他又说：
“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太纯。”
毛泽东转对陈伯达说：
“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很容易看。”
他背了几段《坛经》，并作了讲解，接着，又对任继愈说：
“中国哲学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你们有人注意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你对历史注意不注意？对当前的问题关心不关心？”
毛泽东还说：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
任继愈说：
“福音书（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
毛泽东说：
“那可不好。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
任继愈回答说：
“师生加起来有500人。”
毛泽东认真地说：
“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基督教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500人的大系嘛。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只有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
“某某搞阿拉伯哲学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们对旧中国没有迷信，我们就研究得透，蒋介石对旧中国有迷信，到死也没有办法。”
“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毛泽东指着陈伯达对任继愈说：“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毛泽东屈起一个手指，说：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
他又屈起一个手指，说：
“《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30里，三舍90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
接着，他屈着第三个手指说：
“《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在这份谈话记录中，关于哲学部分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说：
“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讲社会发展的4个阶段的规律。现在把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伦理学、法律、文艺都放在里面讲，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从前可讲得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太丰富了，是不是要独立出来单讲呢？”
“一切东西都是发展的，动物是从植物发展来的，最初是先有的藻类。动物植物将来未必有一条不可改变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动起来。如果动植物之间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外交要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更稳定的和平环境和更多的国际朋友。”“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的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年至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
10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提出：在今年的10月、11月、12月3个月内，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特别是从短途运输、山货采集、野生植物收割、农产品加工、手工编织以及挖矿石等等方面，在切实做好“三秋工作”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扩大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计划之外，再增加33亿5千万元以上的产值，使1959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5%，使农业在特大的旱涝虫害的侵袭之下，仍能实现大跃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各地必须立即抓紧布置下去，一直布置到公社和生产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农副业总产值增加15%的要求。但是，这件事只在群众中动员，切实努力去做，埋头苦干，力争实现，没有实现以前不要登报。
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还讲到：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的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整社试点的经验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经验很好。
湖南的试点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央在10月12日批发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等同志的材料，使同志们看到党内高级干部中那些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的。现在湖南这个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志们了解，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早就对党的总路线发动了进攻。他们消极怠工，造谣诬蔑，寻隙挑衅，千方百计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对于他们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广大的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早在今年5月间就开过3次辩论会，向富裕中农“不顾大集体，只搞小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斗争。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广泛展开这场斗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彻底粉碎彭、黄、张、周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不可能有今年后半年的继续大跃进，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的材料证明，在党领导群众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邪气打下去之后，就立即在政治方面积生产方面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现是成年社员中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由原来的70%增加到90%；动摇的，由原来的20%减少到8.5%；反对的，由原来的10%减少到1.5%。社员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蓬蓬勃勃的生产高潮立即起来了。
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事实绝不是这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他们也参加劳动，他们说话在一部分劳动农民中有市场，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虽然人数很少，可是，正像湖南农民说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要彻底挖掉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根子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起来坚决抵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近几月来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湖南在生产大队一级整社试点的经验和有关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10月16日，毛泽东在陈伯达10月13日送审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修改稿上批示道：
“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3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
10月21日，中印双方在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陈伯达在10月21日送审的批判彭德怀的长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了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级党委，供党员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参考，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9年10月23日
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又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1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59年第22期发表。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将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的批语中写道：“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些远见卓识在现在是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却难以理解。正如他们后来不理解“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一样，误认为这些警世论断都是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