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下午2点30分，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西亚3个国家的代表团，共23位朋友。他们是：伊拉克文化代表团、伊拉克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和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
据熊向晖记载：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赛义德、曼德列斯之流，或者已经被人民所推翻，或者将要被人民所推翻。这些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主席说，日本人民正在行动起来，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正在举行比过去规模更大的示威，反对岸信介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
主席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主席说，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
主席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应当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蒋介石为什么被赶出大陆？因为他脱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是生产者，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还有别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他是一个穆罕默德，今年53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他信穆罕默德，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他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那更好办事。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只有1300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六亿三千七百万非共产党员。被打倒的阶级，譬如地主阶级，我们也要改造。主席说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只能有选择有分析地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外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我所讲的话，只供朋友们参考。
接着，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3国外宾各有一位代表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并表示要加强本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最后，毛泽东举杯祝贺世界人民的进一步的团结，祝贺日本人民斗争的胜利，祝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胜利。
主席送走西亚3国朋友后，刘宁一把我找到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晚上我有事，今天没有请亚洲朋友多发表意见，他们不会见怪吧？刘宁一说，不会。今天的气氛和前两天一样热烈。主席说，这次在郑州，用3个下午开了3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3次讲话大同小异，发表消息每次有一个重点。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主席让我快写，我写完后照例送给刘宁一，他照例给杨尚昆传看后，送给主席。主席改了一个字，其余未动。
主席从躺椅上起来，说，我要回火车去了。
趁主席整衣的机会，我把新闻稿交给雷行。回来时，主席已走出办公室门外。主席说，都不要送了。主席同刘宁一和我分别握手，在杨尚昆和卫士的陪同下，离开了招待所。
5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
“地方要搞铁路，搞汽车，通河流的地方要搞轮船，空中要搞运输飞机。”
他问起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
“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3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1942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区欠收，对灾情估计不足；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今年准备好好总结总结，接受教训。明年有可能不犯头两年的错误，不过还不能大意。”
毛泽东说：
“对于事物，首先是认识它，然后才能改变它，而认识要有个过程。我们中央、省这两级做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选一点要点去看一看，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
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连地委也是不甚了了。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
他又问：
“河南现在有多少人？”
吴芝圃说：
“5100万。”
毛泽东说：
“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到南水北调问题。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由吴芝圃等陪同到郑州东郊人民公社燕庄看小麦生长情况，又接见了河南省和郑州市的直属机关的干部一万人左右，还参观了河南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展览会。
晚8时左右，毛泽东离开郑州，南下武汉。
5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
5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要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如下：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之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自从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6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根据现有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它证明了中央对于农村基本情况的分析，是正确的。
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和原则，中央在上述两个指示中已经有所规定。总的来说，就是：“三反”运动一定要搞，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犯有错误而不严重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那些错误极其严重、民愤极大的人则应该坚决惩办。通过这一运动，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为了推动“三反”运动更好的发展，中央再提出以下意见，请各地注意掌握：
一、必须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忠心耿耿，朝气勃勃，艰苦朴素，敢想敢干，并且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觉悟。正是这些同志，带领了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完成党在农村中的各项工作任务。在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另外，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对于这种总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只有这样，在开展“三反”运动时，才能避免发生偏差，才不至使打击面过宽，才能不让坏分子乘机钻空子，才能真正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是他们所犯的这类错误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这类错误所以存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蚀。“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进行这种斗争，这类资产阶级思想蔓延开来，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在这方面，同样地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把运动搞深搞透；必须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更迅速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对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对于犯错误的人，则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情节的轻重和态度好坏，区别对待。目的是团结和教育极大多数，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
根据已有的材料，犯错误的人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共产主义觉悟不够，在经济手续和工作作风方面，有某些毛病。虽然他们占了一些小便宜，挪用一些公款，有小量贪污，或者在有些事情上犯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但是他们基本上仍然是好同志，对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是坚决的积极努力的，作了不少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工作的。在犯错误的干部中间，这类同志占很大的比例。以贪污的情况为例，湖北有个材料说，犯有这类错误的人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23%。他们平均每人贪污40几元；贪污100元以上的只占百分之几，多数是二三十元。对于这样的人，应该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一般不要给以处分，不戴贪污帽子，主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使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工作。另外一类，是犯有较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这类人比前一类的人数少得多，大体上只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对这些人则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给以必要的组织处理。其中少数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应该坚决撤换（是党员的，应该开除党籍），以至逮捕法办。
在运动中，必然会揭发出隐藏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的分子。这些人都应该一律清除出去，已混入党内的，应该清除出党。罪行严重的，应该给以法律制裁。
这次“三反”运动中，对于那些犯错误的人，处分的面一般不宜太宽，大体上以控制在3%以下为宜。其中受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处分的应控制布1%以下，逮捕法办的更应该是极少数。
二、在农村基层干部中，需要进行“三反”检查的，应该是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和财贸系统的基层干部，特别要注意公社一级和公社直接经营的企业单位。对他们，“三反”运动应该以反贪污为重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铺张浪费也必须反，但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什么反什么。至于没有担任干部职务的农村党团员，需要作检查处理的，一般只在党团组织内部进行，不在群众中公开批判。某些社员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也应该另选时机，通过正面教育，引导他们自觉改正错误，不要把它同“三反”运动纠缠在一起。
对于那些犯有贪污、多占、挪用等错误的人，各地在处理时，还必须注意以下的方面：不论什么人，不论贪污、多占、挪用的数量大小，都必退必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回，对贪污数量大或贪污行为恶劣的人还可以用强制劳动的办法补偿；计算的时间，除了少数严重的大贪污犯以外，一般地从一九五九年算起，而不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算贪污和不算贪污的界限，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处分面的控制比例，分别规定，一般不宜过低，大体上以二百元、三百元为宜。瞒产私分的行为，不在“三反”运动范围内清算。
三、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因此，“三反”运动必须紧密地结合生产、利用农事间隙时间来进行，使它成为推动生产的力量。各地在开展“三反”运动时，都必须很好地掌握这一原则。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由各省（区）市自行安排，中央不作统一规定。
“三反”运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进行，要有始有终，不要一轰而起，一轰而散。在运动中，应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以当地的党的组织为领导核心，依靠贫农、新老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应该充分发动群众，并且广泛地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应该尽可能运用原有的社员代表会议、社员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同时，在运动中必须坚决防止任何违法乱纪的作法，反对逼供信；严格禁止干部压制群众，打击报复；不许打人骂人或采用其他的变相肉刑，来对待犯错误的人。
四、必须了解，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问题才可能基本解决。为此，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定期地开展“三反”运动。同时，还应该订立必要的制度，以加强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并且在工作中，加强群众性的监督。中央要求全国各部门各地方，认真地、进一步地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采取具体措施以防止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此外，中央还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贯彻执行下列的规定：
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各级机关和党的组织，除招待外宾外，都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
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时间，由各省、市、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在最近几年以内，所有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不得盖大礼堂、办公楼、招待所或进行其他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抓紧生产小商品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多种多样的小商品，例如日用小百货、小五金、零星的生活用品、家庭用品和一些小农副产品等。这些小商品供应得充分，人民生活就感到方便；供应得不充分，人民生活就感到不方便。小商品在社会商品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大体估算，约占社会商品流通总额的30%至40%。因此，抓紧小商品的生产，不仅是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有关吸收社会购买力，稳定市场物价的重要问题。去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以后，各地党委对这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小商品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去年第4季度和今年第1季度小商品的供应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据有关部门的反映，最近某些小商品的生产，又有减少的趋势。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某些地区最近没有抓紧小商品生产，以致有些原来使用于小商品生产的原料材料，又被其他方面挤掉了，有些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又改产别的东西了，小商品品种不全的情况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有所表现（如蝇拍子、卫生球和仁丹等夏令小商品已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不及早注意抓紧，再过一个时期，小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还会更加显著，因此，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小商品生产问题加以注意，认真地进行一次讨论，切实安排原料材料，切实安排制造能力，务必做到各地的小商品生产，在品种上和数量上，比去年第4季度和今年第1季度不仅不减少，而且还有增加。同时，还应当继续抓紧废品回收工作和“小夏收”、“小秋收”运动，一年4季都要抓，丝毫不要放松。
中央 1960年5月16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对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报告中所提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安排。
两年多的经验证明，钢铁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小洋群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对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和改善工业的地区分布，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打破了人们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成为技术革命的开路先锋，同时也是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关键。为了更好地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而且以小洋群为主的方针，进一步破除主观的片面的贪大贪洋的意识形态，改变那种认为发展小洋群是一时权宜之计的观点，明确树立发展小洋群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随着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大型企业的观念也需要改变，过去设计是中小型的企业，生产效率成倍的提高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型企业了。而“小洋群”配成套升级后也就成为中型的企业了。对于这种新的情况也必须充分重视，从而使各行各业的小洋群企业获得更为普遍与发展。
中央 1960年5月16日
5月17日，毛泽东离开武汉。
5月18日，毛泽东到了长沙，专列停在大托铺专线上，他接见了省委常委以上干部。
毛泽东在同张平化谈起韶山滴水洞的地理形势时，又提起了想在那里搭一茅棚的愿望。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相继来到湖南，与毛泽东会合。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轿车游览长沙市容。车子行驶到橘子洲，毛泽东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回忆起青年时代与同学们纵论天下大事的情景，不免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诗句。
“‘橘子洲头……’”他深情地吟罢，又对周恩来解释说：“这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水鹭洲，长岛。还有人也曾用这水陆洲之名写过一幅楹联。”
说至此，他不由得灵机一动，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恩来，我出一上联，你能对下联吗？”
周恩来说：
“主席请讲。”
毛泽东吟道：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周恩来一听，知道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将眼前穿梭般的船只与千古不移的江洲自然融入一联，而且，此联中动静相对，意境悠远，3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自己一时也难以想出合适的下联，正在思索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天心阁，他看到天心阁石柱上镌刻着刘策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水陆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顿时高兴起来，心想：主席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将下联易了5个字作上联，我何不将上联易一个字来对你的上联呢！想罢，他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的下联有了。你的上联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我的下联可对：‘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毛泽东此时也正在观赏着在湖南一师时的历史老师刘策成的这一楹联，听周恩来如此一说，甚是佩服他的机巧与灵敏，二人会意地相视而笑。
5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途经株洲，他和刘少奇等人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美国U-2型间谍飞机5月1日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击落。5月16日，苏、美、英、法4国政府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苏美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是好的。
5月20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20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5月21日，毛泽东经九江到达杭州，下车后在南屏游泳池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举行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
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使世界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了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想就此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他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说赫鲁晓夫在1955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
“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5月1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5月2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
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5月22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17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
陆定一说：
“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
大家认为，对苏共的方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一下。毛泽东说：
“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
在谈到赫鲁晓夫时，毛泽东还说：
“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12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吗？”
扩大会议还讨论和制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说：
“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的手里，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介石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后来，周恩来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说，台湾回归祖国后，可以行使自治权，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还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对毛泽东在1960年5月7、8、9日三次接见外宾的情况，作为和小国朋友交往的特例，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毛公说：“这次在郑州，用3个下午开了3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3次讲话大同小异”。“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请看，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讲话，竟然像写文章一样，不但有条有理，而且层次分明，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思想，实在是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