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清晨，毛泽东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了《十年总结》一文。后人将该文的部分内容以《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为题，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今抄录如下：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1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2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这天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就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他说：
“后3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
“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
“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预料的情况果然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会议上向各国党的代表团散发了所谓的《通知书》，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
6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周恩来、柯庆施在座。据曾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的白土吾夫回忆说：“1960年，我随以野间宏先生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一开始，毛主席就问：
‘你们这里面谁最年轻，最没有名气？’
我当时坐在后面，举手说：‘我。’毛主席笑了，风趣地说：
‘我年轻时，没有名气，但工作做了不少。现在有点名气了，工作就不像以前那样做得多了。大量的工作是那些没有名气，默默无闻的人干的。但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人民服务。’
我本来很紧张，毛主席的这番话，使我的精神放松了，同时也暗下决心，要默默无闻地为日中文化交流干一辈子。”
毛泽东在会见时的谈话中说：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胜利斗争，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同前几年比较起来，日本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群众都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的共同敌人。在这次斗争中，从它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以及持续时间之久说来，是以前难以设想的。看来，日本人民已经找到了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反对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美国军事基地、赶走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好办法，这就是团结一切除了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全民性的群众斗争。
我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外国人统治。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很有希望的。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取消美国军事基地，日本的独立与和平就会有保证。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
毛泽东祝日本人民在反美爱国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对于在抗议运动中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的英勇牺牲表示尊敬。他说：
“桦美智子已经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后来，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成员之一的竹内实回国后也曾撰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情景和一些谈话内容，该文发表于1960年9月号的《新日本文学》上，后收入1978年日本新泉社出版的竹内实著《毛泽东笔记》一书中，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1960年5至6月间，日本首相岸信介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抗议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毛泽东的谈话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毛泽东说：
“美国在日本有许多军事基地，怎么才能让这些基地撤走？这是很伤脑筋的事，跟他们打仗不行。不过，现在日本国民想出个好主意，这就是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中国以前基本上也是采取了这种方法。中国还有武装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没有武装斗争。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外国的条约——巴黎和约，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两年后，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最初，人数很少，只有几十个人。当时是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后，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那是1926年。
当1927年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蒋介石反对共产党了。那时，我们没有内战的准备，来了个突然袭击。党内出了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我们是迫不得已同国民党打内战的。这场内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我们在山上同国民党打了10年。那以后同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军阀打仗。同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又与国民党合作了，那是1937年的事。我曾经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起这段历史，一些日本朋友向我们道歉，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很不好。我告诉他们，侵略当然是坏事，不过也不能只看到坏的一面，日本还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哩！如果没有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民也不会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要感谢日本‘皇军’哩。就是说，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在谈到中日两国的不同时，毛泽东说：
“当然，日本受压迫的历史不长，只有15年。中国受压迫的历史很长，达100多年。你们日本的工业、经济和文化比我们发达，我们还是个落后的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落后的痕迹。因为人口太多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日本已经普及中等教育了吧？所有人都能受教育吗？”
当代表团成员回答日本已经实行初中（即9年）义务教育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经过若干年后，工人农民也会达到像你们一样的程度。当然，社会制度不同。”
毛泽东问日本客人：
“日本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代表团成员回答说有。毛泽东说：
“这个阶层是需要团结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的资本家谈一谈嘛。”
谈话中，毛泽东在询问了代表团每个成员的年龄后说：
“你们的年龄都比我小，有的相当年轻。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年轻人干的。有几个条件，年轻人、不大知名的人、地位低的人和没有钱的人做了许多事情。如英国有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他是个工人。大多数发明创造70%以上都是那些不大知名的、地位低的、没有财产的人搞出来的。1958年，我曾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过这个问题。后来又作了调查。近300年来，全世界有发明创造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从统计的结果看，70%以上是年轻人和不知名的人。日本的情况如何？我不大相信事都是年纪大的和地位高的人做的。”
毛泽东还谈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的觉悟也是逐渐提高的。我在中学读书时，还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我的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是进学校学资本主义。我曾相信康德的观念论和二元论。客观形势促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也是这样。我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因为拿不出学费，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我继续学习。所以我只在中等师范学校学习了，当时想当小学校的教员。实际上，我确实当了几年小学教员，也当过小学校长。那时一心想当个好教员，并没有考虑想成为共产党。当时的斗争是反军阀、争民主、抵制日货。那个时候，我读了《新青年》，这不是最早的共产主义杂志。后来教员也当不成了，最后只好搞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在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学习双方的优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当代表团成员问到，不知您有没有写新的哲学著作的考虑时，毛泽东容光焕发，表情里充满力量。他质朴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总是没有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许能再写一本。因为《矛盾论》是1937年写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可能需要总结一下那以后到现在中国的经验，但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
毛泽东谦逊地说：
“因为有了名气，我的创造性就少了。这也是自然规律嘛，因为年纪大了。”
6月22日，彭真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赫鲁晓夫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见，会见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
6月23日，苏共代表团将散发的《通知书》改为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所署日期仍是6月21日，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团。信中内容全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的观点。这是苏共中央挑起全面论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一天，苏共中央还给中共中央代表团送来了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24日开会讨论。
彭真立即致电中央，报告了苏共信件的要点。毛泽东在上海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抄件。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柯庆施也参加了会议，讨论苏共的信件。从这一次开始，一连5天，毛泽东4人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讨论、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赫鲁晓夫的斗争。
6月24日至26日，在各国党准备约定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交换意见会议上，由于赫鲁晓夫的挑动，一些与会者对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围攻，他们谩骂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
彭真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反击，单批赫鲁晓夫，批评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会谈公报草案，逼着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后来彭真提出了中共中央的修改草案，建议会议进行讨论。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一个各国党都同意的公报。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但他也只好暂时忍耐。消息传到国内，刘少奇说：
“赫鲁晓夫很像高俅，就是恶霸兼流氓。”
“他比不上高俅，他只能当个蒋门神，就是《水浒》里的蒋门神。高俅的吃客。”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豢养的一只狗。他还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之间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6月26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用车将他湖南一师数学老师王正枢的二儿媳吴启瑞接到了锦江饭店。
此前，无锡市统战部部长徐中孚在6月21日夜晚冒雨找到退休后住在娘家的吴启瑞，说是要派人将她送到上海。第二天，吴启瑞便乘坐统战部的专车来到了上海。陈丕显接待了她。陈丕显说：“毛主席关心你们，要亲自接见你，了解你家的情况。”“啊！毛主席要接见我？”吴启瑞非常惊讶，回想10年前和毛泽东通信后，一家人已经受到了莫大的恩惠，没想到自己还能亲眼见到他老人家。她见陈丕显肯定地点了点头，便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
“毛主席要接见我了！这不是做梦吧？”
6月26日下午，工作人员将吴启瑞领到毛泽东临时办公室的门口，她看见毛泽东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着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圆口黑布鞋，正坐在一张沙发上看报纸。毛泽东见吴启瑞来了，便放下报纸起身迎上去，拉着她的手亲切地问候道：
“吴老师，你好！”
“毛……毛……”
吴启瑞在招待所盼望了三四天，一直考虑着见到毛泽东该说些什么，可她如今真的见到了毛泽东，一激动竟将原先准备好的一肚子话忘了个干干净净。毛泽东见吴启瑞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就请她在沙发上坐下，说道：
“王正枢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是我的老师。在先生的教育下，我是受益匪浅啊！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学数学，但先生并不由此而歧视我。1927年，你继母到武汉时我才知道先生已经谢世了。记得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来当时再差6天，先生便可享60大寿了！”
毛泽东所说的王正枢先生谢世是在1926年。1927年初，吴启瑞丈夫王人路的继母曹懿娥带着王正枢的小儿子王季能到了武汉，那时毛泽东正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杨开慧又快要分娩了，因此她曾在都府堤41号为毛泽东料理过事务。
“吴老师，请喝点茶。”
毛泽东为吴启瑞的茶杯添了点水，又问起她几个孩子的情况；吴启瑞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了，他诧异地问道：
“吴老师，你不是有8个子女吗？刚才你只谈了7个。”
吴启瑞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还有一个女儿在师范学校读书。毛泽东说：
“正枢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将来他的孙女也要当教师，你家可称是教师之家了。”
吴启瑞却说：
“搞教育工作没有搞工业吃香。”
“不！”毛泽东认真地说：“教育强国，教育是立国兴国之本。没有昌济先生和正枢先生这些教师，我毛泽东哪会有今天？现在明夏（王正枢的二女儿——笔者注）在北师大附中当教师，我女儿李讷就在她那里读书，我是支持她将来当一名人民教师的。”
“主席说的是。”吴启瑞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又说：“您对我家真是太熟悉了。”
“我和你家可是世交啊！正枢先生有9个孩子，老七轶南生伤寒早年夭折，其他8个我都见过。现在你也是8个孩子，上有8兄妹，下有8侄辈，这也算是一桩巧事哩。”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吴启瑞不便多坐，就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披上一件银灰色中山装，说：
“好，我们到外面去散散步，就算休息休息。”
吴启瑞随着毛泽东来到园中，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搬来两张椅子，招呼吴启瑞坐在自己身旁，说：
“我们拍张照片做个留念。”
摄影师照完后，毛泽东穿好中山装，又对吴启瑞说：
“来，我们站着再照一张。”
摄影师又“咔嚓”一声按动了快门。吴启瑞该走了，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吴老师，多保重，请代我向你母亲和孩子们问好！”
吴启瑞上了汽车，毛泽东还站在门口向她挥手致意。
6月28日，彭真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
6月29日，毛泽东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北上。
欲知中苏两党关系如何发展，请诸君继续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见微知著。他在1960年6月上旬鉴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的动向，向党内发出警告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果不其然，苏共中央代表团在6月21日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各国党的代表团散发了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老人家的预见真是太神奇了！
另，毛泽东在6月中旬指示福建前线司令部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前，先发《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再于6月17日和19日炮击金马。此种战法，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事先将自己的行动告知于敌，尔后玩敌于股掌之中，既不打跑蒋介石，又要使艾森豪威尔于日夜之间永无宁时。万炮迎送“瘟神”，几近儿戏，实有深意。制敌之机，神乎其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