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西德钢产量去年（1960年）是3400万吨，英国2400万吨，西德1960年比1959年增加15%，法国是1700万吨，日本是2200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1800多万吨。”

话说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有3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2、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1961年1月13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听取了5次汇报，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12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12月25日午时，毛泽东坐在床上看文件，他小声招呼卫士封耀松说：

“小封啊，我起来吧。”

封耀松就照顾他穿好衣服下了床，坐在沙发上。他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际情况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靠在沙发上点燃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封耀松说：

“主席，我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香烟，划燃火柴。他吸着烟，重新靠在沙发上，说：

“小封啊，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高智、王敬先、林克和汪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他身边的7个人，一起在过道里围在桌前吃饭。既没有酒，也没有肉，就是米饭和几样蔬菜，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点油而已。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没有夹菜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众人，说：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了一下，又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不好，要经常下去。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地点着头，神情肃然。毛泽东问道：

“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叶子龙、李银桥表态说愿意下去。高智也说愿意下去。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说：

“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叶子龙和李银桥说：

“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着封耀松，问道：

“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那好。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6人都下去，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毛泽东接着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他说，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他又讲到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他的排挤，他说：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8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和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纷纷放下了筷子。

这天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为毛泽东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去，然后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铅笔，又给叶子龙7人写了一封信，一共写了3页，他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7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6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讲，如何用药。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做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8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改他那豁达开朗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他身边的人，再也很难听到他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据林克回忆：叶子龙一行人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说：

“你们要过好3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你们下去的同志要组成临时党支部，你担任支部书记。”

林克考虑到在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也有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他说：

“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

毛泽东说：

“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

林克说：

“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

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了13个人，林克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书，由他担任副支书，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毛泽东还特意同这13个人合影留念。

据林克回忆说，他们一行人于1961年1月16日出发，到河南后，河南省委说重灾区信阳专区已经到了整社工作的收尾阶段，安排他们去了情况稍好一点的许昌专区，参加了鄢陵县马栏公社的整风整社工作。

这正是：老圃无芝民墨面，浮夸共产天下先。毛公忧民派“钦差”，竖子故伎敢欺天。

再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他插话说：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4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将要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一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天傍晚时分，王鹤滨一家4口人到中南海来看望毛泽东。

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毛泽东刚起床不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接待了王鹤滨一家人。

王敬先是一个个头瘦小的人，他的面部黝黑，有两只大眼睛，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告诉王鹤滨说：

“毛主席说不陪你们了，叫你们吃好饭后，再去看他。”

说罢，王敬先就去陪着毛泽东到紫光阁参加辞旧迎新晚会。李银桥领着王鹤滨一家来到小会客室里。王鹤滨不住地打量着已经改建过的房舍，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了双层玻璃，感觉不但宽敞多了，而且灯光也格外明亮。李银桥介绍说：

“修缮这些房屋时，没有经过主席同意，趁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才修缮了这所房屋。主席回来后，一见就大发脾气，拒绝在这新改建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住在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示抗议。”

李银桥所说的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因在游泳池旁，人们就通称为“游泳池”。游泳池旁的房屋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就住在游泳池之侧的室内。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王鹤滨听着李银桥的叙述，回忆着毛泽东那极为简朴的住所和办公室的房子。那时，对毛泽东来说虽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却一直喜欢那样的明清建筑物。

说话间厨师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李银桥把饭菜提了进来，他一边在餐桌上摆着饭菜，一边解释说：

“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等经济好转了再吃。所以，你们来了也没有准备猪肉给你们吃。你们可要吃饱啊！饭后，我带你们去看主席。”

说罢，他便走出了小会客室。王鹤滨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他心想：毛主席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国家再困难，也能有他吃的猪肉啊！王鹤滨吃着饭，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饭后，李银桥把王鹤滨一家带到了晚会的会场。这个会场是靠近中南海北门的一处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阁的西侧，游泳池的北侧。由于会场比较小，所以参加的人员也不多。

毛泽东看到王鹤滨一家很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还热情地邀请王鹤滨的爱人叶阿莉跳舞。一曲终了，毛泽东坐下来，招呼王鹤滨坐在他身边。他侧头看着王鹤滨，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比你在的时候还好吧！”

“很好！主席。”

王鹤滨说罢，打量着毛泽东：看上去他确实很健康，身体瘦了些，正合乎健康的要求，去掉些臃肿，显得精神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高兴地观察着他，又满面春光地说：

“肉少吃了点，加上经常游泳，体重跌去了几公斤，但精神很好。”

王鹤滨也说：

“主席，游泳是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锻炼。”

毛泽东听了王鹤滨回答，也加重语气说：

“游泳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1961年1月4日上午，何其芳正在文学研究所办公，办公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一听，是毛泽东的办公室打来的，说是要他立即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要和他谈《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问题。

此前，何其芳得知毛泽东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的部分故事，便请毛泽东为该书作序，毛泽东要他先起草一个稿子。何其芳遵嘱起草了序文，几经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

何其芳到了菊香书屋，见两位中央负责人正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看见他来了，就招呼他落座，让汇报者继续讲下去。那位负责人说：

“现在农村的辩论会，名字叫‘辩论会’，实际上成了斗争会。”

“以后叫商量和讨论会，大家都可以讲话。”毛泽东说罢，转向何其芳问道：“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

何其芳说：

“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

何其芳说：

“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信。”

“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毛泽东高兴地看着何其芳，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把话题转到序文稿子上，他说：“你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接下来，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到国内形势上，他说：

“《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现在要稳定下来。”

谈到逻辑学，毛泽东说：

“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学哪能管那么多。”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诗，他说：

“最近我写了两首近体诗。不过，现在还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我60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

何其芳看谈话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为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起身告辞。他刚走出卧室，毛泽东又叫住了他，交代说：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主要是小商品）生产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报告中所提的各项意见，切切实实地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工作抓起来，并且一直抓下去。

最近时期许多地方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供应紧张，甚至人民生活中每日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盐、火柴、锅、盆、碗、筷之类，也买不到。这些商品的缺少主要是领导上没有抓紧安排，它同农业的歉收并没有不可分的关系，只要好好地安排，狠狠地抓紧，就完全有可能迅速地增加上去。应当指出，在目前农业连续受灾，吃的穿的主要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大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缓和市场紧张情况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以高度关怀人民生活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把这件事办好，一定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

（发至县团级）

中央 1961年1月7日

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为减少货币投放和市场压力，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要分作两步走，即在两年内完成。

1961年拿出10亿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国家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大集体下要有小自由。

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12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贸易要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应放开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地加以限制。

1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83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23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