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话说1963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时，觉得标题太平淡，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将题目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地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2%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1962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62个，公社级每人平均82个。他们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中央 1963年3月23日

3月2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仑？）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已收到了。顺问

安吉

毛泽东 1963年3月24日

3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文化部党组在给“中央文化部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传统戏曲中，原有不少出现鬼魂的剧目。解放初期，在党的戏曲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具有严重毒素的‘鬼戏’一般均已停止上演。但是，有一些思想内容比较好、表演艺术又较有特色的剧目（如《焚香记》、《钟馗嫁妹》、《位子都》等），仍继续演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的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虽然最近我们在戏剧工作者中间进行了反对‘鬼戏’的讨论和对‘有鬼无害论’的批评，但对于剧团、特别是农村剧团上演‘鬼戏’问题，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致‘鬼戏’还在流行，还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在剥削阶级的长期压迫下，受迷信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近几年来，城乡人民中烧香、拜佛，以至盖庙宇、塑菩萨等迷信活动又有所滋长。不少地区农村中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还以迎神、还愿等名目，邀请剧团大演《目莲戏》和其它‘鬼戏’。事实证明，‘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毒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也就利用群众的迷信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提出了责难和批评。

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对于思想反动、形象丑恶恐怖的‘鬼戏’，大家都认为不能演出；但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精神的‘鬼戏’，则觉得还可以演出。我们认为，这两类剧目虽则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认无论哪一类都首先肯定了人死变鬼的迷信观点。即使有的‘鬼戏’有它的好的一面，对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有浓厚的迷信思想的广大群众来说，还是存在着助长迷信的副作用。这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思想和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

江青曾看过这份报告，她说：

“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毛泽东在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文化部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党组，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通知有关的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照此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直接告诉文化部。

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中央 1963年3月29日

1963年4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一系列观点，并建议以此信中的观点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组织人员起草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稿，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4月初一个周末的晚上，空政文工团里年龄还不到15岁的小学员孟锦云，第一次来到中南海“春藕斋”的舞厅，和文工团团员们一起陪首长跳舞。

10点钟，毛泽东来到了舞厅。孟锦云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她：

“你是新来的？”

孟锦云说：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武汉人。”

毛泽东笑着说：

“噢，武汉人，你是我的半个小老乡。你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么？”

孟锦云避开毛泽东的话头，问：

“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黄鹤楼？”毛泽东也不正面说他去没去过黄鹤楼，而是吟诵道：“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毛泽东问起孟锦云在文工团的工作情况，孟锦云说她12岁就来到了文工团，一直在学舞蹈。毛泽东问她：

“练功累不累？”

孟锦云说：

“开始练功，累得我真不想再学舞蹈了。您知道，夏天不用说，就是冬天，练功流的汗能把衣服湿透了。”

毛泽东说：

“噢，流那么多汗，可得多喝点糖水，不然可损害身体。”

孟锦云“嗨”了一声，说：

“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怕苦怎么行。”

毛泽东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流泪’。旧戏班子有这么句话，你知道吗？看来，你们也是这样。”

陪毛泽东跳舞的另一个女孩子邢韵声，看到生活俭朴的毛泽东连一块像样的手表也没有，就将自己的新表赠送给了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在客厅里请孟锦云、邢韵声几个女孩子吃饭，不住地劝她们：

“你们多吃点，多吃点。”

他还笑着说：

“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我认为，‘人是铁，烟是钢，一次不抽闷得慌’，饭可以不吃，烟可不能不抽噢。”

饭后，在送别客人的时候，毛泽东叫住了邢韵声，他说：

“小邢呐，你是个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气哟。”

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叠练书法的诗稿，说：

“这首《七律·长征》就送给你吧。”

邢韵声非常高兴地接过诗稿，小心翼翼地放进裙子口袋里，由于口袋太小，诗稿有一截露在外面。毛泽东一看，说：

“噢，这样不行。”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诗稿包了起来，递给邢韵声，说：

“要放好，不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你的。大家都没有，你有，人家会嫉妒你的。”

4月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起草中共中央对苏共复信的问题。

钓鱼台的“秀才班子”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的观点。草稿写出后，被毛泽东否定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他说：

“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张燮林和庄则栋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风格截然不同：庄则栋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擅长防守，号称“攻不破的长城”。

4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有王力、范若愚参加的写作小组重新起草的对苏共的复信稿，参加讨论的有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

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稿。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后边所说的杭州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此前，毛泽东已经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书记们写的20件报告，他看完以后，觉得对农村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摸清了。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后来让陈伯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定名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