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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话说196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指示》批转了江苏省委10月15日的《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指示》中还说:
“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通过这个《指示》,刘少奇有意无意地把他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和江渭清的矛盾,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暴露在了全党面前。
10月23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送审的两篇讲话稿。在陈伯达9月16日在讨论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上,毛泽东批了一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叫作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是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对,又抓得紧,雷厉风行,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大庆油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陈伯达主导并反复修改的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批示全文(从其中的文字如第二自然段和“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提法可以看出,这个批语不是毛泽东起草的)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是先搞“四清”,还是先搞对敌斗争,过去各地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作法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地贫下中农和多数群众要求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要被预先规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缚。
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无法达到。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吸取的教训。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中央转发的信阳经验是正确的。但在信阳夺权斗争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集训的干部太多(一个地委集训了几万人),在集训工作中有某些粗暴的态度,集训中的生活管理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当纠正,也容易纠正。
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最先进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就在许多地方套用信阳经验,盲目地进行夺权斗争,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又对头,那我们就不会如信阳问题、小站问题、白银厂问题、贵阳问题那样,拖延很久才去解决,就可以比较及早地加以解决,并在基本上不会犯错误。
中央 1964年10月24日
后来在1972年,天津市委按照中央领导关于对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破坏“四清”运动的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派出小站地区“四清”调查组,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天津市委于1973年3月11日以文件形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报了《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
原来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写信向他反映原小站公社幸福之路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姜德玉的“反革命历史和弄虚作假的问题”,说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伯达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1961年5月,陈伯达再次到小站,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富农分子的假证据。天津市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当时仅限于党内宣布)。1964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率“四清”工作队进驻小站地区。当时周扬和方纪在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蹲点,参与“四清”运动。3月初,陈伯达从北京带着一批干部来到小站地区,插手小站“四清”运动。3月26日,陈伯达第一次去西右营,用了不到 40 分钟就宣告了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政治上的死刑,称张凤琴是假劳模、假贫农。5月5日,周扬要回北京,问陈伯达西右营“四清”的性质,陈伯达从东右营支部书记藏枪和北义心庄支部书记打人说起,联系到张凤琴黑帮集团,给西右营“四清”定了性质,把西右营的问题说成是“黑帮”搞的“反革命集团”。5月21日,陈伯达来到小站镇,又如法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月间,各工作队在陈伯达操纵下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玉仑、张凤琴3个“反革命集团社会关系分布图”和3个“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1份,接着搞了3个“反革命集团材料”,于7月31日呈报给党中央。此后,陈伯达又仿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搞出了上边那个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在9月25日报送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共中央。
天津市委1973年3月11 日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中说:被列入张凤琴、张玉仑、姜德玉3个“反革命集团”的246人中,虽确有坏人,但构不成反革命集团关系,所谓3个“反革命集团”,均不能成立(此后为其中的176人平了反)。
再说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抓好生产救灾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
今年各地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涨,全国总的收成情况是好的。大多数地区比去年有较大的增产;有些地区获得了丰收,粮食和许多经济作物的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了以往的最高水平。但是,在总的丰收形势当中,今年也有部分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若干地区,遭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地区由于8月以来持续阴雨,大片农田长期积水,造成了较重的涝灾,晚秋作物有较大的减产,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外流的现象。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极大注意。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组织力量,集训干部,准备在城乡开展以“四清”、“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手较早的地区,工作队已经进村,运动正在逐步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坚决地进行到底,搞深搞透。但是,应当看到,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这些工作既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又是组织明年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季节性强,时间紧迫,要求我们同时抓紧做好。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将会给我们引来极不利的后果,从而也会影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顺利进行。各级党委,必须将当前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救灾等日常工作两不误。即是:既要抓社会主义革命,又要抓日常工作;既要抓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抓面上的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各级党政组织除了抽出必要的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外,必须留下必要的干部,组织好工作班子,负责面上的日常工作。必须坚决防止顾此失彼,无人负责的状态。要向干部们讲清楚:参加“四清”、“五反”是伟大的革命工作,留下来坚持日常业务,也同样是伟大的革命工作。正是因为人手少了,留下来的同志更应当勇于把工作担当起来,发扬革命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积极主动地把工作做好。特别是受灾地区的干部,更应当努力把工作做好。对在面上工作的某些犯有错误的干部,应当进行教育、鼓励和督促他们积极地作好当前工作,争取以功补过,不许消极、怠工、观望和等待。有这种情况的,上级领导应当立即检查纠正。
196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所提出的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目前仍然是适用的。请有灾的省、地、县各级党政组织,重新讨论这个决定,并认真贯彻执行。今年的生产救灾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的方针。必须继续做好秋收工作,注意收集副产品和野生作物,大力组织冬季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抗灾力量。必须实行以丰补歉、相互支援的原则,不论灾区省份和非灾区省份,都应当尽可能从丰收地区多征购一些粮食,收集一些副食品,以支援受灾地区。这一条非常重要。
以上通知,请即讨论布置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4年10月31日
1964年11月初,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地排演和反复修改,终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请周恩来观看,还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进京观看。周恩来看后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满意。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的庆典,希望借此机会沟通双方的关系,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1月6日晚,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在中南海小礼堂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演出,当舞台上演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毛泽东的眼角上渗出了泪水。在剧间休息时,大家请他去休息室坐坐,他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地摇摇头,说:
“你们休息吧。”
大幕再度拉开,在演到李玉和一家人上刑场时,毛泽东的眼里再度溢满了泪水。
演出结束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走上舞台,接见了《红灯记》剧组演员,还与爱华沪剧团的导演及演员亲切握手。
11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11月1日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关于由贫协行使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权力的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3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
附通知草案
湖南省委 1964年11月1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3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 各专署,各重点县(市)人民委员会、贫协筹委会,各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工作组: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分期分批地开展,第一批重点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上述3种情况,只要查明属实,经工作队批准,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把政治的、武装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领导权统统拿到贫协组织手里,一直到选出新的领导核心,移交权力时为止。
以上通知,请各地贫协研究执行,并请工作团、队、组帮助执行。
(此件由工作组向全体社员宣读)
省长 程潜 副省长 华国锋
省贫协筹委会主任 张平化 省贫协筹委会副主任 王延春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送少奇同志阅。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以考虑发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退毛泽东 11月7日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方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周恩来面前说: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泽东、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他正色道:
“你胡说什么!”
说罢转身离去。马利诺夫斯基在后面仍然冲着他说: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理睬他,就又到贺龙面前纠缠,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崔可夫元帅说:
“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决定: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退场,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