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了200多万红卫兵，这是他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1月25日这一天，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不，我不累。”
说罢，他又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第二天，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有红色网友峨嵋隐士在他的《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亲历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1966年11月2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今40多年过去了，常回想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仍记忆犹新。”
“早上7点吃早餐时，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通知，说毛主席今天接见红卫兵，每人另打一份自带午餐，两个鸡蛋、两个苹果、两个馒头，都装好在尼龙网袋里。赶快吃了早餐，打了午餐，带队的军队干部已吹起了集合哨。一个班两个军干带队，排成两人一行的纵队，检查好人数后，军干说，身上凡是金属、硬物都不许带，包括钢笔、手表、钥匙、旅行水壶，一律放在宿舍或交给军干保管，随身只能带《毛主席语录》和午餐。各自检查交放后，军干又挨个询问了一次，最后让班长再挨个检查一下。检查完后就出发了。
这次接见的地点在西郊机场。早晨8时我们从空军学院出发，在军干带领下，步行向西郊机场走去。一路上都是去接受接见的红卫兵人流，有一阵快走，有一阵让路，有一阵小跑，3公里的路程走了4个小时。到了西郊机场，照旧是人的山川、人的海洋，向远望去，人头模糊，沉沉一线与天相接。人流都排在机场跑道两侧，中间留着宽宽的跑道。跑道两边前两排都是解放军战士，因为我长得矮，正好紧挨着解放军站在前排。
时值初冬，北京的气候还比较温暖舒适。太阳高挂，风尘不动，空气清爽，倍觉宜人。我们坐在这里等待，心情格外舒畅。这时，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一个电影新闻摄影记者，40多岁近50岁，穿一身旧蓝制服，肩上扛着大口径摄影机，对着大伙‘哒、哒、哒’拍起来。摄影师一走，大家又在军干的带领下开始大唱语录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红军不怕远征难’……突然，右前方喊声骤起，千万张嘴齐喊：‘毛主席万岁！’呼声雷动。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来了，一霎时，坐着的红卫兵像潮水一样涌起，一个劲涌挤向前。前面是那些带队的军干，连成一堵墙，死死地把大家往后挤。这下我才明白了不让带金属、硬物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也是为避免我们在踊挤时受到伤害。
一会儿，‘东方红’乐曲响起，果真是毛主席来了！前面是10辆摩托车开道，后面全部是敞篷吉普车。毛主席身材魁梧，穿着军大衣，站在第1辆车上，向跑道两边红卫兵频频挥手。车行驶较慢，我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毛主席的面部表情显得非常严肃。我望着毛主席的背影，随着涌动的人群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接着第2辆车上站着林彪，第3辆车上站着周恩来，后面每辆车上都站着几名中央领导，我只认清了江青、刘少奇和陈毅。首长的车队过后，又是十来辆满载解放军的军用卡车殿后。我望着毛主席的车队向东，向东，渐渐消失，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女同学啜泣起来。就那么一瞬间，千万双眼睛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机场上空。千万颗红心在跳动，整个机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军干告诉我们毛主席接见的时间是：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时20分—25分。那壮观的场面，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前后只不过几分钟，却铭刻在心，终身难忘。
近日，偶翻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见扉页上写着‘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时20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我在北京西郊机场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综前所述，毛泽东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和11日、11月25日和26日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万之众。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再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江青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江青在讲话中说：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还说：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作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2月5日，北京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以“保爹”为宗旨，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与向走资派造反的红卫兵组织相抗衡，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
就在这一天，“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首都三司”——笔者注）”、“油炸江青”等口号。
关于“联动”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做了比较系统的描述：“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即“老文革”——笔者注）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地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絜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雷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12月6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提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林彪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挺厉害，他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被动地、而应该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到社会。文化大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该去挡，而应该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车，而是要扩大。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对工业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认为，工矿企业要加强政治领导。”“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总理当时在说完‘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话之后，还对着一个领导干部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当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狱，死都不怕，现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肉，生点病，罢个官嘛！大家要从整体来考虑文化大革命。”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写道：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