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话说在1967年1月间，毛泽东接到了曾志的一封信，曾志在信中写道：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泽东马上提笔在信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曾志同志：
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中直党委书记）办理。
毛泽东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军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我看打不倒。”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要保护朱德！”
1月21日下午，海军中将陶勇在上海投井自杀身亡。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群众组织组成的以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支持下，成功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说起这个刘格平话可就长了，这就要由前边说到的康生去年9月因刘少奇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牵出了后边还要讲到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大案，以及刘格平与刘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恩恩怨怨。
刘格平，曾用名刘子敏、刘襄侬，回族，1904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孟村县大堤东村一个地主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在南京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相当于大学文化，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大革命后期，他任顺直党组织军事委员，津南党的特派员，津南特委书记。1931年刘格平到山西、陕西做兵运工作，1932年秋回到河北沧州地区任特区军事委员，1934年被捕入狱。此后，在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按照“中央指示”写出自首书出狱之时，只有他一个人宁肯被杀也坚决不执行这个由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请示来的“中央指示”，在坚持共产党员不该向国民党“投降”的这个原则的同时，他还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朵子海”（伊斯兰教义中说：朵子海是坏人的，天堂是好人的）、火烧油炸。因此，他在薄一波出狱之后，继任草岚子监狱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比别人多坐了8年半牢，直到1944年才刑满出狱，先后任天津市工委书记，山东回民协会主任，1946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渤海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政委，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行政3级（这个级别是元帅、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级别），此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1月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代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9月，刘格平被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打成“地方民族分裂主义者”，调入中央党校学习，1964年被降职使用为山西省副省长。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曾对山西领导特别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刘格平这才扬眉吐气了，成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国家行政3级——造反派头头。
再说毛泽东在1月21日发现山西省军区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典型后，对江青说：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江青说：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毛泽东说：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说：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萧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的时候，叶剑英、聂荣臻就跳起来了，他们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这时，徐向前出来讲话了，他说萧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反驳陈伯达。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据说他的手掌骨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