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方面对“720事件”的反应和处理，《戚本禹回忆录》的记载与上述的内容有些不同，《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一听是主席住的东湖宾馆被围，就紧张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却还是很镇定的样子，她让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下，便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于是我就立刻通知了叶群和总理，让总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总是失眠，比较好叫。接着我就叫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人民大会堂直奔而去。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已经整整齐齐地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我一看，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我们把情况一讲，他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于是，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汪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
再说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出发了。为了安全，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后门出来上了车。毛泽东说：
“想不到我这次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杨成武一身戎装，与警卫参谋乘吉普车走在前面，毛泽东的车子紧随其后，后面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驶向王家墩机场。
毛泽东的专列就在机场旁，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他说：
“主席，你先休息一下，喝点水。我上指挥塔上给总理打个电话。”
“你去吧。”
毛泽东开始抽烟。杨成武在指挥塔上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报告说：
“总理，我已安全到达机场。”
周恩来问：
“什么时候走？”
“首长没发话。”
“天上地下水上，确定没有？”
“我再请示一次。”
“确定后报告。”
“是。”
在杨成武安排下，毛泽东来到机场一架伊尔飞机旁。杨成武说：
“主席，我们就坐这架飞机，性能好，由两名大队长任正副驾驶员。”
“噢，那就上这架。”
这是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破例乘坐飞机。他站在飞机旁，等候安排。在这一类生活琐事上，他历来是听从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伊尔飞机没有民航使用的那种大梯子，只有一个飞行员上下的小梯子。这种梯子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毛泽东看着卫士往上爬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便也学着爬了上去，杨成武紧随其后。进入机舱，毛泽东在卫士引领下坐定，点燃了一支烟，问杨成武：
“这架飞机是哪里产的？”
杨成武答道：
“苏联。”
“什么名字？”
“伊尔-18。”
“多少钱一架？”
“不知道。反正好贵。”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制造出这种飞机？”
“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搞出来。先仿制他的，但也不那么容易，材料不过关也不行。”
“噢，是个综合能力问题。”
毛泽东说罢，吸了一口烟，朝窗外望望，喃喃地说：
“想到长江里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不久，警卫人员乘坐的第1架飞机起飞了。毛泽东与杨成武、汪东兴及两名警卫参谋王永良和萧良臣乘坐的第2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坐的第3架飞机，还有警卫部队乘坐的各架次飞机，相继升空。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行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迎接毛泽东的只有张春桥一个人。毛泽东下了飞机，同张春桥握手，没有说话，乘车住进了虹桥宾馆。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毛泽东住在楼下，有卧室、起居室和客厅。他吸着烟喝着茶，对杨成武说：
“成武啊，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我们安全到达。”
杨成武打完电话，毛泽东又说：
“你再打一个电话，让总理早回北京。武汉的问题一天两天解决不了。我还要看看，想想。叫总理注意安全。”
杨成武打完电话，毛泽东再次扬起手，说：
“成武啊，你去，安排人飞回武汉，看看武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群众舆论、社会情况、部队情况、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杨成武立即让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作战部副部长李静飞返武汉，交代他们说：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到这天晚上，毛泽东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他叫来杨成武，说：
“成武啊，我吃了3次安眠药困不着。不睡了，散步去。”
毛泽东踱出楼外，边走边问：
“王力有消息了吗？”
杨成武回答：
“有消息了。下午接到电话，他是被29师的师政委张昭剑悄悄地保护起来了。张昭剑说，他现在听空军的。”
杨成武接着把个中原委说了一遍，那时候，当陈再道奉周恩来之命去寻找王力之时，张昭剑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了，他就推说不知。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他才说出实情，将王力送到武汉空军驻地，半夜又转移到山坡机场。毛泽东又问：
“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么？”
杨成武回答：
“很多。”
毛泽东问：
“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卡车、骑摩托、端刺刀。他们那个师长你熟悉么？”
杨成武说：
“熟悉，叫牛怀龙，过去在北京卫戍区工作过。不过，全副武装、端刺刀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以后听汇报，你，春桥、东兴要一起听。”毛泽东说完，停住脚步，望着杨成武又问：“你看出来了吧？那天我见他们两个，钟汉华就坐不住，要走。为啥坐不住？”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要把城市的独立师进行调整！成武，一个部队驻一地太久不好。你们北京军区那个66军驻天津太久，越久越不好，有了瓜葛。武汉就是例子，独立师和群众组织拉在一起，和地方许多人拉在一起。还有好多独立师，各城市都有，每地都有。3年一换、4年一换比较好。否则住久了，千丝万缕，关系太复杂，东西太多。不是毛驴能拖走的，汽车、火车也拖不动了，坛坛罐罐怎么打仗？要调换。”
毛泽东要往回走了，他交代杨成武说：
“和北京、武汉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
此时，仍在武汉的周恩来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说：
“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
于是，林彪等人在北京准备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二是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
7月22日凌晨1时30分，毛泽东指示汪东兴要杨成武向周恩来传达说：
1、接触观察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2、我离开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3、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地打仗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
7月22日上午8点10分，周恩来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给杨成武打电话说：
“我们都到了。”
周恩来的话简单含蓄，杨成武却全能明白。他知道从北京到武汉的人包括王力在内，已经都到了飞机场，准备飞回北京。只听周恩来又说：
“正同林总商量，天气许可要你回去一趟，夜航。商量部署，请示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动身先打个招呼。对外的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
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告诉杨成武说：
“主席起来了，你可以去了。”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住所的客厅，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望着不断吸烟的毛泽东说：
“主席，总理来过电话，王力已经到了王家墩机场，只是受了些轻伤。”
杨成武又把周恩来、林彪要他回京一趟的话也说了一遍。毛泽东似是自言自语地说：
“武汉问题，是宜快？还是宜慢？”
他声音低沉缓慢，直到把那支香烟吸完了，才又说：
“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不好，错了。就是快也总要准备动员一下。”
杨成武在纸上记录着，因为林彪在北京还等待着最高指示。毛泽东依然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
“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军区状态——江西、湖南、河南。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最好。”
杨成武插话说：
“武汉还在游行，还得做大量思想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还是自言自语：
“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他分化，不然他就会调动农民。”
杨成武插话说：
“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了电报。”
毛泽东断然说：
“海军暂时不动。派兵问题要谨慎。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我同林彪同志讲过，各军区的会议隔一两个月就开一次。8月上旬或中旬，江西、浙江、河南、湖南解决差不多了，开一次会。”
杨成武补充说：
“还有广西、甘肃、山西。”
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说：
“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没有下个死命令。”
杨成武问：
“我今夜飞北京，主席看时间怎么安排？”
“你回京后，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
杨成武见毛泽东已经说完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就又汇报北京方面对建军节的建议：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9月9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闻言，勃然变色，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他说：
“为什么要改9月9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9月9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其他地区，包括你们闽西地区的起义，都是地区性的。”
杨成武感觉事情重大，请毛泽东看了一遍他的记录。毛泽东看后，在“南昌暴动”后面加了一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后来，周恩来在正式传达毛泽东这一指示时，又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后面加一句：“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毛泽东看到后，把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删去了，他说：
“那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
再说杨成武又请示毛泽东说：
“‘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
毛泽东做了个手势，说：
“统统请来。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帅都要到，不许请假。”
杨成武说：
“现在有人骂我们朱总司令。”
“怎么骂？”
“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
“混！完全错误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骂朱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吗？谁讲的？”
杨成武张张嘴，没有说出声。毛泽东接着说：
“长征时，张国焘我们天天谈。张要南下，搞分裂，叶剑英把张国焘一个电报单人独马送给我和恩来看了。我当时拿个纸烟盒，一边把主要内容抄了一下，一边问叶剑英：‘你怎么出来的？陈昌浩呢？’他说：‘陈正在开会讲话。’我一边抄一边催他：‘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毛泽东用手掌拍拍颈项，说：
“毛、周、张、博差点掉脑壳。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当参谋长，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个电报，邀叶挺、贺龙到庐山，想在庐山把叶挺、贺龙扣留起来。这个事，又是叶剑英立功。他是参谋长，知道此事危害性，就邀叶挺、贺龙到周瑜练兵的烟波湖划船，把消息告诉了叶、贺：一定不能上庐山。叶、贺没上庐山，搞了南昌起义。宁都会议，我下台，没到前线去。叶剑英陪我参加宁都会议，挨批后，又陪我回来，到大柏地。两个人还对了一首诗呢，我写了一首，他对了一首。”
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
“你参加红4军的九次代表大会没有？”
杨成武摇摇头，说：
“没有，我那时还是个娃娃哩。”
“你怎么知道古田会议的？”
“政治委员传达的。”
“你们那个闽西啊，特别好！”
“为什么？”
“老百姓特别好。我下台后，在你们闽西活动，非常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老百姓每天早晨在我起来时，给我送一颗刚下的鸡蛋，说请毛委员吃鸡蛋。闽西也有两个缺点，跳蚤多，臭虫多，还长脚气。”
杨成武笑了，说：
“哎呀，主席，你是先生，是穿袜子的，所以长脚气。我们闽西老百姓打赤脚，没袜子也不穿鞋，回来晚上冲凉，踩上木拖拉板就回房睡觉了，打赤脚肯定不长脚气。”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噢，你说得对，有道理，我就没分析这个问题。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下来，主要是朱德、陈毅搞的。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毛又选上了。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红4军代表大会，毛下台。会后陈毅到中央汇报，他如实向中央报告了‘七大’情况。‘八大’陈毅没参加。陈毅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所以陈毅同志是位好同志。”
杨成武说：
“北京我们的老帅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
“人家要打倒这个老帅，打倒那个老帅，现在有主席的评价，他们就可以放心了。”
“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1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问：
“主席认为贺龙呢？”
“贺龙我过去讲了一些话，多次讲了，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嘛，‘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说：“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你回去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说到此处，将大手一划，说：
“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致词由杨成武致词。”
杨成武吃一惊，忙说：
“不行不行，主席，我怎么能致词呢？应该是老帅。”
“哪个老帅？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看一下手表，已经是11点40分，便问：
“主席还有什么补充？”
毛泽东说：
“去把他们几个叫来。”
几分钟后，杨成武同张春桥、汪东兴一起来到客厅。几个人汇报说：武汉军民仍然是百万大游行，带武器，口号激烈。周恩来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稳定局势。毛泽东一生容不得挑战，脸色立时沉了下来，冷冷地说：
“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什么谈头了，已经暴动了。要谈去北京谈。3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还是早点离开好。现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头头未最后下决心以前，早点离开。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作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
有人建议说：
“能不能谈谈试试？”
毛泽东说：
“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让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有人说：
“除了北京，就近另找个地方谈呢？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毛泽东略一沉吟，又摇摇头，说：
“不必了，还是离开。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北京决定开百万人欢迎大会，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成武、汪东兴不在，人们马上会猜到我毛泽东不在家。”
他指着汪东兴说：
“你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见报时，要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出席。”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武汉问题，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武汉“720事件”的确是文革中颇具影响的事件。尽管陈再道等军队负责人难辞其咎，但在武汉的群众组织中，那些派性十足的头头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全国各地无不是帮派林立，纠纷、摩擦以至于大打派仗，其情况大同小异。究其原因，难逃一个“私”字作怪。上层野心家暗中操纵，想趁机捞一把；下面群众组织中的一些坏头头，也是浑水摸鱼。由此可见，要用大民主的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一场革命，促使人们在思想上破私立公，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