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武汉在京人很多，得到消息的都去了，非常拥挤。”“结果，会议开始了我们还没有进去，是王大宾出来把我带进去的。”“我进去之后，谢富治把我叫到前面，要我坐在谢富治和陈伯达之间。我代表钢二司作了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感谢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是党是毛主席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我们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谢富治特别同我讲了他到武汉之后有很多感受，讲了他到钢二司司令部的情况，在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的情况。他看到钢二司大批判的文章，批‘康三司’，写了‘康三婊子’，说到这里一边笑，一边又说，康也不是不好嘛，康老（指康生）也是康嘛。还说广播‘打架’特别吵人。
我说，我老家河南镇平就是陈谢大军解放的，这一次又是毛主席派你去武汉解放了我们。两次都是毛主席派你解救了我，我从内心里表示感谢。我说，第一次解放的时候，我还只有八九岁，解放后我就上学了；这一次，武汉革命群众遭受的压力和紧张的状况，不亚于解放前的压迫。
谢富治又问了我们来北京的情况，我说了绕道上海的经过。谢富治听后说，你们这样来多危险，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我们可以用飞机接你们。谢富治谈到‘720’时，说‘百万雄师’当中，公检法的人最坏，他们打人最狠。
我和谢富治谈到为‘工人总部’翻案的问题时，谢富治说：要翻案，肯定是要统统翻案，被抓的人要统统放出来。
聂年生在会上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说二月逆流一开始整工总，帮了陈再道，我们上了当。”“有个军内造反派拿了个本子要谢富治副总理题字，谢富治没有写，而把本子推给了我，我当时头脑发热，不知天高地厚，拿起笔来就写了：‘把军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受谢副总理之意题。杨道远’那人把本子递给谢富治看，谢笑了笑，没说什么。后来整造反派时，这一事成为我插手军内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罪状。
中央领导要求我们搞好革命大联合。陈伯达喊口号：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7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谈话中说：
“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7月29日，毛泽东在对武汉问题的批示中写道：
“1、武汉由15军两个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2、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3、原梅岭、百花的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4、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5、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6、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7月29日到8月2日，戏剧界的造反派组织连续批斗了齐燕铭、夏衍、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廖沫沙等人。彭真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地对廖沫沙说：
“早听了江青的话，也不会遭这么大的罪，这回我可是服气了。你原来劝我的话，我要是早听一点点，也不至于如此。”
原来，廖沫沙曾经对彭真说：
“批就批吧，彭真同志，你可千万不要和江青顶着干，和她作对她肯定会收拾你，这个人的反击心理最为强烈。只要你得罪了她，她至死都忘记不了你。”彭真却说：“我不信那个邪，我是服从真理的，除了真理我谁也不怕，谁也不理，管你是中央主席还是什么顶天的神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7月30日，毛泽东对武汉问题批示道：
“1、曾思玉、刘丰的任职命令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如何宣布可以晚一点办。2、独立师不调出，同意分编到44、45、29师去。独立师的人不离湖北，集中起来整训。3、独立师原担任的任务，由15军两个师和29师来担任。4、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5、王任重可以全国报纸点名。6、武汉军区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传达。”
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句话：“陈再道要保护起来，留下人头好办事。”
陈再道回忆说：“看来，还是毛主席理解我。弄清真相后，毛泽东立刻下令：‘陈再道就是那么多的事情了，你们不要把他逼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并没有反对我嘛。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7月31日，毛泽东对八一建军节问题批示道：
“1、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军委各副主席都出席。徐向前同志也要参加。街上有大字报不要紧，做工作。2、朱德、刘伯承也要参加。3、各军区在京同志都要参加，韩先楚一定要参加。4、各兵种头头吴克华、崔田民可不到，其他可到。总参彭绍辉不到。5、其他参加人由北京定。6、同意杨成武同志讲话。”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这篇社论是由王力、关锋、林杰起草的。社论中写道：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3日5点45分，杨成武回到上海，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这一天，杨成武在虹桥宾馆接待了许世友的夫人田普，田普向杨成武汇报了许世友的行踪，并交给杨成武一封许世友写给毛泽东的信，她说：
“杨总长啊，我们信得过你，老许这封信就拜托你了，请你转给主席。”
杨成武说：
“田普同志，就这样吧。信我负责转交，你回去转告老许，要相信党，相信主席，冷静些，你也劝劝他。”
杨成武马上将许世友的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许世友现在哪里？”
“金寨。”
“他干什么呢？”
“他老婆告诉我，许世友带个独立师，在那里种田开荒。谁到那里去，没通知他，他就开枪，就打。”
原来早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时，中央军委怕许世友在运动中造次惹事，就曾对他三令五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后来群众冲击南京军区时，许世友正在军区AB楼开会，他说：
“主席讲，要退避三舍。先让他们一让。”
军区后边就是桃山，许世友跳上吉普车，骂了一句：
“桃山，桃山，妈拉个匹的，逃他娘山里去！”
就这样，许世友带着一个独立师进了大别山。许世友问身边的人：
“主席讲的三舍是多少？”
他身边的人说：
“是90里吧。”
“妈拉个匹的，退过了！”许世友跳下车，查看了一下地形，下令说：“封锁，把机枪给我都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报告，说：
“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
“我去吧？”
“你不能去，叫春桥同志去。你告诉安徽李德生，叫他准备一顿饭，春桥同志吃顿饭。你再准备两架飞机，春桥先乘直升机到金寨接许世友，接到合肥，再用大飞机接到上海。你告诉许世友，是你杨成武派直升机去接，不然他会打。”
“明白。”
毛泽东对坐在身边的张春桥说：
“这件事马上办，今天把他接来上海。”
张春桥领命去后，当天就把许世友从金寨接到合肥，乘飞机到了上海。
8月4日，毛泽东召见许世友。许世友在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的引领下，来见毛泽东。许世友推开客厅门，见到毛泽东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去，放声大哭。杨成武等人一见这个场面，马上退避了。
毛泽东慌忙从沙发上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许世友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
“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许世友兀自用衣袖抹着眼泪，哭着说：
“主席，你知道，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
时间不长，许世友从客厅里出来了，一脸的精神，他走到杨成武面前说：
“老杨啊，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
杨成武也笑着说：
“得了得了，老许啊，咱们喝酒去。”
8月5日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兵分3路，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里批斗他们。
是日晚和次日上午，杨德中等人用电话将中南海发生的事情报告了在上海的汪东兴，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大为光火，他非常生气地问：
“是谁人干的，要追查！”
8月7日，谢富治发表了关于公检法战线问题的讲话。此后，公检法战线的造反派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8月9日，林彪接见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他说：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靠两条，头一条就是要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8月11日，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说：
“还有个‘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他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
8月12日，杨成武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的清样，交给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他说：
“小吴，这个文件你帮我交给主席，是总参革命派写的，我拿不准，帮我听听主席的意见。”
“行。”
吴旭君应了一声，拿上文稿就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由总参的写作班子以杨成武的名义集体撰写的，还由两位副书记李天佑、王新亭主持会议讨论了三四次，尔后送来上海请杨成武审阅。杨成武在文章前面写道：
主席：
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写了一篇文章，送到我这里。现呈上主席，请主席有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杨成武
8月14日，毛泽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面前堆着3叠文件材料，他随手拿过一封信，抽出信纸一看，上边的字迹竟是血红色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夹着香烟的手竟然抖动起来，突然抬起头，愤怒地喊了一嗓子：
“叫杨成武来！”
徐秘书吓了一跳，楞楞神，转身跑出去找杨成武。杨成武问：
“主席没说什么事？”
“没说，看文件看着看着就发脾气了。”
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叫了一声“主席”，敬个礼，轻移脚步走到办公桌旁。毛泽东扬起两页信纸，问：
“这件事你知道吗？”
杨成武接过来一看，是一封告状血书，告的是一位上将，而这位上将还是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多次表扬过的将军。
原来，这位上将在军内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都是保护他的，让他和老帅们一样，住到了西山。老帅们是一家一幢小楼，每家还配有一名女服务员。这位上将住在山上一时闲得无聊，就去聂荣臻家串门，不巧聂荣臻随家人出门去了，女服务员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上将见只有小姑娘一个人在家，顿时性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个女孩子给强奸了。
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在一些机关举办的舞会上，就有战功卓著的将军搞小动作，和那些美丽的姑娘贴肚皮，贴面，甚至不规矩的胡乱又搓又摸。连高岗也是如此。周恩来偶尔发现之后，非常生气，有时批评他们，有时气得中途退场。他曾经对一位上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位上将脸色苍白，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如今，聂荣臻没有想到在他自己的家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即气得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女服务员含泪写了这封血书，从机要线上将血书送达毛泽东的书案上，求毛泽东为她做主伸冤。
“有无此事？”
毛泽东再次厉声问道。杨成武将血书放到桌子上，说：
“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此事。”
毛泽东一掌拍在血书上，大声说：
“某某啊某某，某某！你是扶不起的天子，扶不起的阿斗，稀泥抹不上篱笆墙呵！”
那位上将究竟是谁？笔者以前所搜集到的资料不是有意为尊者讳，就是不敢指名道姓，今幸有《戚本禹回忆录》问世，总算解除了多年的困惑。据《回忆录》说：“聂荣臻为了让萧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萧华接到自己的家里。可是萧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萧华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有一次叶群来说，在批斗萧华的时候，群众让萧华在地上爬。而萧华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异常震怒。主席说，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亲自下令，今后不准任何人让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要处置。”
再说毛泽东双手撑着案子，起身踱到窗前，仰望片刻，说：
“看来啊，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还不行。弄一部《西厢记》唱到老，明年也不能收尾。”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黄牌不行，还得红牌呵！”
说罢，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8月1日发表的王力、关锋的那篇“揪军内一小撮”文章上批道：“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下发部队的材料一一翻看，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划掉。批道：“不用。退林彪。”又在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87”讲话材料上批道：“大毒草！”
王力“87”讲话的内容是：“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
毛泽东批完了，对杨成武说：
“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来整。”
关于毛泽东批的王力“87”讲话材料，是江青让张春桥转给毛泽东的。
此前，江青看到外交部群众组织办的小报上刊登有“王力8月7日讲话”这个材料，就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张春桥，让张春桥转交毛泽东。
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陈伯达说过：“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这一次，他又趁机向江青报告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他还说：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像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江青说：
“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于是，张春桥就把关于载有王力“87谈话”的小报交给了毛泽东，他还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据陈伯达回忆说：“王力的讲话材料，出自王力和姚登山的一次谈话。王力在和姚登山谈话时，没有什么记录，是姚登山他们把王力的谈话整理后，发表在了红卫兵的小报上。”
王力在回忆8月7日那天晚上的情景时则辩解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16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8月7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姚登山等人将“讲话”刊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不久，周总理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一个‘8月7日的讲话’？我回答说：‘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
再说8月15日，吴旭君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的清样，交还给杨成武，她说：
“杨总长，主席要我送给你。”
杨成武接过一看，毛泽东在上面批的是：
“我不看了，请伯达、文元酌处。”
吴旭君又小声对杨成武说：
“主席翻了一下，没细看，文件太多。他说，都是吹我的，我不看了，叫伯达、文元酌处。”
杨成武就将这篇文章从机要线上送回北京给陈伯达，姚文元。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开始他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看，只是翻了翻，因为文章里有大树特树林彪的字眼。”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评价这篇文章，容后再叙。
东方翁曰：关于王、关、戚退出政治舞台的原因，不少研究文革史的青年人弄不明白，甚至连一些文革的亲历者也不理解，其中包括戚本禹本人。他在《回忆录》中也透着这方面的疑问。其实，张春桥当时的一句话就说清楚了这个问题。他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像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叫旁观者清！当是时也，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已经由初期的“发动”到了现在的“收功”阶段了，即到了“大联合夺权”的阶段，你还提出整“军内一小撮”乱军，你还要当“群众组织的领袖”指挥打派仗，乱夺权，这还得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来整。”为此，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张春桥：“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戚本禹后来如何步了王、关的后尘，这些事本传接下来会讲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