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验许多的干部，凡是证明品德恶劣的人统统都要轰出去。”
话说在1968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接见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英模人物，首都警卫战士300余人参加了接见。
孔祥秀坐在前排右侧座位上，他此刻已经接受了抗美援越的战斗任务，即将带领179名解放军指战员赴越南凉山地区参加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斗。
毛泽东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接着与大家合影留念。摄影结束后，他起身与前排右侧的所有战士们握手告别。孔祥秀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呀，我们明天就要去抗美援越了，我一定要把所有战士都安全地给您带回来。”
毛泽东微笑着使劲地又握了一下孔祥秀的手，高兴地说：
“好！好！”
后来孔祥秀在越南境内参战近400天，坚持做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抓战场纪律，防止非战斗减员，在1969年4月归国时，连队里果然无一人伤亡，人人都评为“五好战士”。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8）17号】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1968年1月18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9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55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禹、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41名担任常委。”
后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于1月27日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在上述革委会40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8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824’）、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818’）、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831’）、王传禹（郑州大学附中红旗）。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中，南阳专区的委员代表名额，因武斗问题没有解决难以实现大联合而暂时空缺。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作出了一个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175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100名，占57%（工人35名，贫下中农30名，学生25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10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7%；解放军25名，占14%；留作机动20名，占11%。
常委会由37人组成。革命群众17名（工人9名，贫下中农2名，学生5名，其他1名），地方革命干部11名，解放军9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鸿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913’负责人）、钟锡钢（钢‘913’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棠（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写道：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37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2月1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参加接见的还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2月26日，谢富治在“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2月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调查报告撰写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作些典型的调查。”“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3月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人参加了接见。
3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了其中的“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针对请示报告中提出准备发行“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像章”一事，作出批示：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月14日清晨，邱会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指示，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暲和他的妻子陈真仁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傅连暲被单独押入201监区16室，囚号为6847。他的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傅连暲被捕后竭力争辩，一直闹着要给毛泽东打电话。面对无休止的审讯逼供，他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3月18日，傅连暲敲门要求出去“见毛主席”，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33室看押。3月19日，傅连暲又被戴上了手铐。19日、20日、21日接连3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他吃饭很少。3月22日他不再吃东西。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交代，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却太晚了，3月23日他“两顿未饭”，又被换到27室关押。3月28日这一天，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3月29日早晨7时，傅连暲气绝身亡，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当天便被火化了，半点尸骨都没有留下，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傅连暲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曾经批示：“傅连暲同志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很可惜，他还是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没能保护得了。
再说3月15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驻军代表，他说：
“毛主席看了许多小报。重庆‘815’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3月15日这一天，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现将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如下：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越来越好。”“毛主席关于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全省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县、市已占90以上。杭州市和16个县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2个县正在筹建革委会。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已站出来的有6名，占43%。省级机关厅局处级干部已站出来的有557名，占48.7%。农业生产，战胜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丰收的1964年。工业生产，在缺电的困难条件下，不少产品的产量，都比1966年有所增长。市场供应情况良好。铁路运输、公路交通和内河航运畅通无阻。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综观全省大好形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殷切期望。全省军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150名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28名，占19%；革命领导干部28名，占19%；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4名，占62%（工人36名，农民21名，学生19名，一般干部12名，机动6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50名代表中，安排10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37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5名（工人7名，学生4名，农民3名，机关干部1名），包括“红暴派”代表3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暂安排6名）；军队干部11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滕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建人（原省长），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沈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南萍（20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空5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熊应堂（20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朱全林（20军副军长），孟昭玉（59师政委），白宗善（空5军副军长），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