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
话说1969年10月17日，林彪离开北京，到了江苏苏州市。
10月18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立即将“林副主席指示”用电话迅速地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了紧急临战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委第一号命令》。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这是自建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不经军委主席批准、而由军委副主席擅自下达命令全军采取行动的事情。
毛泽东看到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据汪东兴回忆说：“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再说毛泽东烧掉了林彪发来的“电话记录”传阅急件，又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马上派江青去找黄永胜。江青质问黄永胜说：
“紧急指示为什么还没有经过主席批准，你们就实行了？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黄永胜回答说：
“林总担心社会帝国主义会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总是利用谈判的时候搞这种名堂的。”
江青反问道：
“毛主席难道对这样的事情会忽视吗？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你们不请示主席，出了问题你这个总长能担当得起吗？”
黄永胜说：
“这件事情我有过错。林总是让我先请示主席的，是我的失职造成的这样的后果，请江青同志能够替我向主席解释解释。”
后来，江青又奉命给黄永胜打电话说：
“那件事情就过去算了，你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记住，不要和任何人再提起。”
黄永胜对江青这句话的理解是包括林彪在内。所以他没有向其他的副总长通报，而只是向林彪一个人汇报了情况。他还说：
“当时我把责任全部承担了。我说，是林总让我请示主席后再发令，我怕突发性事件出现，就来了个一边执行一边汇报。”
林彪听了黄永胜的汇报，没有说话，也没有其它任何的表示。
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10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和一个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坐镇指挥，开始将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一一分别疏散到京广线附近各地蹲点调查：王稼祥到了河南信阳，陶铸到了安徽合肥，曾志到了粤北农村，陈毅依旧是去了石家庄，陈云被送到南昌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王震则被送到南昌东乡红星垦殖场。
10月23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伯及其一些子女到了江西，被安置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将军楼里。
在此期间，徐向前去了河南省开封市。刘少奇正在病中，也被医护人员送护到了开封市。后来在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于开封。
据2009年11月15日《重庆晚报》报道：曾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的顾英奇讲述了刘少奇晚年的医疗和抢救情况，他是这样说的：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命令：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中南海门诊部保健药房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4位医生到他家（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2月，我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地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在病历上。那时刘少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就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调整为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当时刘少奇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汪东兴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位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我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4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就得到了汪东兴传来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由于他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1968年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刘少奇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刘少奇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开封市，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的交班。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这正是：主义之争是高品，迫害之说藏祸心。
毛公大慈留青史，狂犬吠声化烟尘。
再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在外地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以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