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
话说1971年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快要结束了，中国兵乓球代表团奉国内紧急指示，邀请参赛的一些国家乒乓球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至于是否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中国代表团发出专电，请示国内。
4月3日，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恩来审阅。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4月4日，周恩来圈阅了这份报告，并批了“拟同意”等一些批语。尔后报送毛泽东审批。
吴旭君回忆了毛泽东审批这个报告的整个过程，她说：“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
接着，吴旭君给毛泽东讲述了“大参考”上的一则消息，消息中说：4月4日，美国乒乓球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体育馆练球，找不到自己队的汽车，错上了中国队的车。科恩是一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服装奇特，样子怪怪的。他看着一车的中国人，有些吃惊，便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中国队的队员庄则栋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说罢，他将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第二天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回赠给庄则栋。毛泽东听了，眼睛一亮，他让吴旭君把这条消息原原本本地再念一遍。他非常专注地听完消息，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夸赞说：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吴旭君在回忆中还说：“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坐在那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快去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吴旭君马上打电话给王海容，要她转告周恩来，取消原来的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第二天，吴旭君又和毛泽东核实这件事。毛泽东说：
“当然要邀请美国队访华。”
吴旭君笑着说：
“哎，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
“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些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呀？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毛泽东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相关报道，并大加评论。
这一信息也很快传到了美国白宫。尼克松喜出望外。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了震撼。这个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行动的高明。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至此，毛泽东的“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
4月7日，毛泽东决定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4月11日，毛泽东就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在4月上旬分别交来的新的检讨书，给周恩来写信说：
“我已看过了，可以了。”
他还要求周恩来把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做适当处理。”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和随团记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一天，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重要措施。据尼克松回忆说：“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此时的尼克松，甚至还考虑如何尽快访问中国的问题，他找基辛格商量。基辛格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嘣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面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说：
“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安慰他说：
“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后来在4月底，尼克松接到了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说是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者是尼克松本人。尼克松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军队的负责人99人。正在北京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人员名单时，提出要增加陈毅、徐向前、聂荣臻3人。此时，陈毅因病住院，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了会议。
李雪峰在批陈整风的汇报会上，见了周恩来，他说：
“总理，我这次又跟错了，跟陈伯达和其他的人，犯了错误。”
周恩来很生气，对他说：
“你跟这个，跟那个，就是不跟毛主席！”
批陈整风汇报会先后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的检讨。
4月15日这一天，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后来一直开到7月31日才结束。
4月20日，周恩来给19日回到北京的林彪送去了有关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林彪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座谈会结束时，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他说：
“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的反‘九大’路线上去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1971年5月1日晚，华灯初上，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制服，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来到休息室，他微笑着与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们打招呼，尔后走到屏风后面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以双手合十的礼节，向毛泽东问好。他们坐在毛泽东身边聊天。不一会儿，周恩来带着陈毅来了。
“主席，”陈毅走到毛泽东面前，立正说：“我来了。”
毛泽东见到陈毅，百感交集，连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着嘴笑，伸手握着陈毅的手，亲切问道：
“身体怎么样啊？恢复得好吧？”
陈毅患肠癌，不久前刚做过手术。他用力拍拍自己厚实的胸脯，爽快地说：
“好了，恢复得很好，主席。”
毛泽东保持着轻松的气氛，他说：
“少个零件不要紧。剩下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陈毅说：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着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说：
“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就坐吧。”
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那张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毛泽东来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对面的位置还空着。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和董必武、陈毅等许多领导人见毛泽东落了座，也依次坐下了。
林彪过去有一个习惯，凡是和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他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旁等候着。而这一次，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火树银花，歌舞翩跹了，可他却一反往常，迟迟未到。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谈着话，还时不时地朝对面的空位置上瞥一眼。
周恩来十分着急，也时不时地看一下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林彪终于来了，他慢条斯理地登上了城楼。已经是5月天了，可他还是披着一件军呢大衣，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林彪来到观礼台中央的圆桌旁，与近在身边的毛泽东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看也不看一眼，就冷冷地坐在了圆桌的西边。
“林副主席，”董必武探过头去，眯着眼望着林彪，关切地问道：“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微向董必武点了一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依然望着桌面说：“不好。”
此时的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跟了上来，他的任务是拍摄林彪与毛泽东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那两个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摄。杜修贤就随意拍了一张全景照，放下相机，等待时机。可是刚过了一会儿，等他再回头时，瞥见圆桌旁林彪的位置已经空着了，人早不见了，顿时吃了一惊。
此时的周恩来也急了，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几句。警卫员急忙去了城楼大厅，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了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冷峻。杜修贤也去打听了一下，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西哈努克询问林副统帅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说：
“他身体不好，先回去了。”
几个记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悄悄地议论着：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还没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副统帅今天怎么啦？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周恩来心里很窝火，他把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叫到一边，教训他们说：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有个记者小声辩解说：
“我们是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周恩来实在憋不住了，他一手叉腰，一只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弧，怒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儿。你们都看见了的，你们在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新闻拍摄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疾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停了一会儿，周恩来看着大家很内疚的样子，这才放缓了口气，说：
“人们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与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民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应当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呀？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待了几分钟，行吗？”
好在有杜修贤拍下的一张全景照，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修贤把照片送来了，周恩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5月2日，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子旁的照片，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出来。虽然毛泽东和林彪互未理睬，但毕竟是坐在一起，显示出了安定团结的气氛。
5月中旬，美国方面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说：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后来中国。”
此时的尼克松认为“木已成舟”，他还说：“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它事可做了。”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了8条原则。
会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将政治局讨论结果草拟成《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呈报给毛泽东审批。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指示成立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对美工作小组。
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传出“口信”，说是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做必要的安排。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
“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此后，周恩来等人就开始在乾隆皇帝的旧行宫钓鱼台里忙碌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对美工作小组的汇报后，饶有兴趣地说：
“你们在这个行宫里，有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块石刻上刻的题钓鱼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众乐康衢物兹阜，由来诸事在人为’。连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为。我们现在所为的事，我们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许会不理解、想不通，我看是须后人才能明白它的深远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