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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纪要中公开了毛泽东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的消息。
此时,有人对与美国谈判表示不理解,毛泽东说:
“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们请尼克松来,不能光为自己。”
1971年6月初,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接待罗马尼亚客人。摄影记者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他又赶快拍摄宾主双方会谈的场景。
杜修贤见双方会谈气氛已经进入了正常轨道,就退了出来,在门外大厅里等候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杜修贤转了一圈,让一个新华社记者先把拍好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待他再回到大厅里,只见林彪一个人坐在大厅西北角的一把椅子上。杜修贤以为是会谈结束了,但一看毛泽东、周恩来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和杜修贤一样楞楞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此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可是林彪却好像怕冷似地畏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
杜修贤进入118房间,看见毛泽东旁边的沙发上空荡荡的,几乎和“五一”节晚会上那个圆桌旁的座位如出一辙。毛泽东依然和客人们交谈着,他那朗朗的笑声十分感人。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说的话也不多。
会谈就要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杜修贤等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收拾完摄影器具,离开118房来到大厅,见林彪还是那个姿势,依然冷冰冰地坐在那里。
6月9日,林彪、叶群为了试探江青的口风,来到钓鱼台请江青给他们照相。江青一见二人,十分厌恶,但她还是客气地推脱说:
“拍摄机器已经收起来了,不用了。”
林彪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带着叶群离开了钓鱼台。江青马上用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说林彪他们几点几分走了。毛泽东听后很长时间没吭声,江青正等候指示,突然听到毛泽东大发雷霆,他说:
“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
江青吓坏了,拿着话筒连大气都不敢出,小声请示道:
“主席,怎么改正?”
毛泽东放缓了口气说:
“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
这天下午,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带着照相器材来到林彪家里,向林彪承认了错误。林彪听了很高兴,笑着说:
“这哪是错误。”
叶群立即为林彪整理仪容,还拿来了一本毛泽东著作,让江青为林彪拍摄了一幅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这幅照片上的林彪,一反总是戴着帽子的常态,非常显眼地露出了他那光头。照片的题名是《孜孜不倦》;摄影者:峻岭。
多少年后,从秦城监狱出来的刘庆棠曾经说过,在一次会议上,江青诚恳地对他们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刘庆棠还说起了江青为林彪照相而挨骂的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5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5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
6月间,李讷在江西井冈山中共中央办公厅创办的“五七干校”(创办于1969年1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向爸爸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和想法。
此前,在全国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后,毛泽东为了锻炼年届30岁(1970年)的小女儿李讷,也让她打起背包,到江西井冈山“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其间,毛泽东曾经让谢静宜到干校去了解李讷的情况。他说:
“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
谢静宜,女,河南省商丘县人,出生于1935年,1952年初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入解放军长春793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她和迟群一起随“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北京市委常委。
谢静宜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来到“五七干校”,看望并了解了李讷的情况。她作为朋友,临走时随便问了一句:
“李子,年岁不小了,对婚姻考虑过没有?”
李讷说:
“没有。我根本不急,我母亲倒是挺急的,我想听听爸爸的意见。”
谢静宜回到北京后,把李讷的想法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转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做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决定好了。”
谢静宜便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李讷。那时候,在“五七干校”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比李讷的年龄大得多,所以她的交往范围非常小。后来,李讷和一个与她交往比较多的姓徐的小伙子相爱了。小徐是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比李讷小几岁,出身于工人家庭,只有中学学历。毛泽东和江青尊重女儿的意见,完全同意他们的婚事,还送了一套马恩全集及其它礼物,向他们表示祝贺。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和堂姐夫、干校党委书记曹全夫为他们操办了简单的婚礼(1971年9月下旬)。可是,李讷和小徐婚后由于性格不合,志趣不同,不久就分居了。此时的李讷已经怀有身孕。后来在两人正式离婚(应该是在1972年)后,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铁道学院读书,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大学生)。而失败的婚姻对李讷打击很大,一直生活在顺境中的她简直无法承受。于是她就想换一换环境,便在6月间给爸爸写了本章开头所说的那一封信。
李讷在信中说,她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看了李讷的信,立刻叫来了谢静宜,他说:
“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李讷在‘五七’干校已经有一年半多(应是在1970年以前去的干校)了,她说在那里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助她选个点。你带上李讷一块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
谢静宜准备动身走时,毛泽东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先让谢静宜看了,其中有一句话使谢静宜深受感动,终生难忘:“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谢静宜看完将信纸装入信封,护士长吴旭君正欲封上,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不封,就这样敞着。”
谢静宜明白,毛泽东这样做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李讷了解这种信任。果不其然,李讷看完信后,与谢静宜开玩笑地说:
“你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
在江西省委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李讷到了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不久,她生病了,谢静宜受毛泽东之托,又去江西去看望她。谢静宜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谢静宜说,李讷发着烧,跟老乡一起去砍甘蔗去了。谢静宜去到河边帮她俩挑了一担水。那河水浅且浑,她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了劳动之外,她还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确实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谢静宜回京后,向毛泽东报告李讷的病情。毛泽东说:
“她没什么大病,在家里也时常发烧的,一遇到考试,她就拼命一阵子,考试完了就发烧,大病一场,没什么要紧的。”
谢静宜见毛泽东对女儿要求这样严,就说:
“主席,李讷还是有病的,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时间,再回去吧!”
毛泽东说:
“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谢静宜说:
“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
“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后来(1972年5月),李讷在北京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叫李小宇,雇了一个保姆,钱就不够用了。谢静宜说:
“跟主席要一点吧?”
李讷没有吭声。谢静宜问身边的人:
“李讷要点钱,得跟主席提多少合适?”
那人回答说:
“至少要8000元。”
谢静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给那么多啊?我那个钱是供应农民队伍的。”
他想了想,又说:
“那好吧,给她8000吧。现在给她3000,她走的时候,你再给她5000,不要一次都给她。”
正是:五七干校新事物,不分尊卑一般同。后来戏说“牛棚”者,读此能不面皮红?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降10%,农村降15%。
报告中还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外,各级党委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7月9日凌晨,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在伊斯兰堡登上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一次代号为“有历史意义”的绝密访问。
中午12时,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不久,基辛格的助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助理约翰·霍尔德里奇,找到中方联络员,指着新华社英文新闻稿上的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严肃地说:
“这是从我个人的房间(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笔者注)里找到的。我们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
此事汇报到毛泽东那里,他哈哈一笑,说:
“去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他们不是也整天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这就算是空对空吧。”
7月9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海军根据黄永胜和李作鹏的指示,制定了《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窜犯的作战方案》,方案中准备调用海军各类舰艇和各型飞机相当一部分,其中南调舰艇100艘、飞机86架。
其后,空军参谋长会议也随之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王辉球的批准,把10个航空兵师和刚刚组建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的机动作战部队。4个航空兵师和两个部队、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其中一些部队已经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的机场。
7月9日晚,夜已经深了,周恩来、熊向晖来向毛泽东汇报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
“那个不忙。”
他朝周恩来摆摆手,转向熊向晖问道:
“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不由得一怔,心想:那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啊!他们怎么可能给我讲什么呢?于是就据实报告说:
“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
“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
“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
“那5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恩来回答说:
“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60多份材料,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的干部手里,然而他竟然不知情。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周恩来委婉地说:
“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认真地说:
“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
毛泽东停了停,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熊向晖说,都是他自己动手。毛泽东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是由一个秘书管,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中一惊: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人,党内军内只有一个,那就是林彪。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跟基辛格会谈的情况。基辛格在会谈中主动告诉周恩来,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除台湾代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周恩来马上正告基辛格说: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道:
“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又说:
“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比喻逗得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说:
“我已经向基辛格说过,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尊严、体面,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毛泽东将大手一挥,说:
“美国必须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就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没有仗打,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只为自己。”
周恩来又汇报说,他和基辛格也谈到了日本问题。毛泽东说:
“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此时,天已拂晓,周恩来起身告辞,又要去处理与基辛格谈判的有关事务了。
7月10日晚,周恩来因为要宴请朝鲜代表团,就让黄华和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先与基辛格就公告草案进行谈判。
关于尼克松来访,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黄华说这不大符合事实,中方是同意邀请。基辛格说,那样就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双方会谈暂停后,黄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叶剑英一起先去向毛泽东汇报与基辛格谈判的情况。
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说,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应该向北开。毛泽东非常感兴趣,他说:
“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叶剑英汇报说,双方已经商定,以巴黎为中美之间的联络渠道。毛泽东说:
“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黄华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尼克松访华的公报问题,他说,双方对于有关尼克松访华是谁主动的提法问题有争议,基辛格认为中方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正在此时,周恩来赶来了,又把基辛格的意见重复了一下。毛泽东大笑着说:
“要改要改。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报中也不要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周恩来等人告别毛泽东走出书房,黄华回头再看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向他们弯腰抱膝。黄华低声问王海容,主席在做什么。王海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黄华忙说,真不敢当,希望主席健康长寿。
7月11日,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中美会谈公报草稿,他满意地说: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尼克松访华日期,公报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到5月份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7月11日中午,基辛格吃过午饭,愉快地秘密由原路返回,由巴基斯坦回到了美国。
基辛格回国后对尼克松说:
“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没想到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骂人呢?”
7月15日晚10时30分(美国时间),尼克松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7月16日(北京时间),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双方几乎同时发表了中美会谈公告的全文,称: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篇不过200字的公告一经发表,立刻震惊了整个世界。
欲知中美关系发展的详细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71年7月9日晚上在听取周恩来汇报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前,先向熊向晖搞了一个调查,这才发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由此断定“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并说“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这就说明,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它的规律性,但有一些突变的情形也往往取决于一个瞬间的某种因素。如果毛泽东没有对熊向晖的调查,也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南巡之行。如果没有他的南巡之行,就不会发现有那么多让他警觉的事情。那么,中国后来的发展将会如何呢?
毛泽东在7月11日看了中美联合公报的草稿后说:“关于尼克松访华日期,公报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到5月份就要来。”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尼克松没有等到1972年5月份,就提前于2月21日来到了中国。事无巨细,都料事如神,这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