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16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
他还说：
“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笔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笔者注）的，为什么4个人（指黄、吴、李、邱——笔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8月25日，毛泽东要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叫到了武昌。
8月25日晚，华国锋随着汪东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让华国锋坐在身边，汪东兴坐在一旁，他说：
“你来了。”
毛泽东见华国锋胸前戴着他的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国锋回答说：
“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泽东有点严肃，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接着说：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3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4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23、24、25这3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3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7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6号简报时，毛泽东问华国锋：
“你在庐山会议上念那个称‘天才’的宝贝了吗？”
华国锋说：
“我没有见到那篇东西，但是我听军队的同志讲了，我从心里赞成主席是天才，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我是拥护的。我也表了类似的态度。”
毛泽东说：
“你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事先部署的，你是听了林彪讲话后有感而发，动机不一样。你以后多多读书呀。那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有，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7000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7000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泽东对华国锋说：
“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3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8月27日上午9时，汪东兴和华国锋飞往长沙，安排毛泽东的住宿等问题。此时华国锋刚调到北京，仍兼任着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8月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他问刘丰：
“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
“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所说的去年毛泽东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泽东说：
“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他又问：
“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此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刘丰没有回答毛泽东的询问。毛泽东便说：
“我们党50年，10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说：
“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说：
“主席还是管的。”
毛泽东说：
“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他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
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
“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5天时间我写了700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38军的报告。他们把38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8个军，就有5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66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66军就反对嘛！就是那3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我七老八十了。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100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他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泽东说：
“到火车上再给他。”
刘丰问：
“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泽东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泽东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泽东要张玉凤、吴旭君唱，他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泽东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他还说：
“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脚的。”“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毛泽东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动情地对刘丰说：
“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最后，毛泽东叮嘱刘丰说：这次在武昌同他的谈话，不要告诉别人。可是没过几天，刘丰就在9月5日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此事后话。
据列车员岳素花回忆说：“在武汉，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学唱两支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要唱，还要学着去做。’”
离开武汉后，毛泽东在专列上让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叫吴旭君、张玉凤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
“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后来警卫部队和专列工作人员一路上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反复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
8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和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他一开始就不留情面地对丁盛、刘兴元说：
“你们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不指名地点出了林立果，他说：
“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8月30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他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与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做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的。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最后说：
“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9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欲知此后毛泽东去向何方，有何重要发现？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林彪谈话中说：“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当面告诉林彪“你的错误我来保”，表明毛泽东要保林彪的初衷没有变。同时指出林彪“检查是需要的”，对“山头主义”、“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带头把九届三中全会“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还是一个“批”字。直到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政策和策略”依然是表里一致，坦诚如故。真可谓是仁至义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