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话说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完全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
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探听到毛泽东在下午确实回到了中南海，立即指示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广州的行动计划。他又给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我两个小时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方面暂且由周宇驰负责指挥。
晚8点15分，林立果和刘沛丰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海军山海关机场降落。
此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北京，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的哭声，已经传出了窗外。
这天晚上，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晚10点30分，他接到汪东兴转来8341部队驻北戴河负责人的电话，转达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的秘密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乘飞机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周恩来闻听此言，紧皱着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汪东兴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
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从北戴河转来的林立衡的第2个报告：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林立果从北京乘坐来的。周恩来当即问吴法宪：
“空军1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说：
“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
周恩来说：
“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说：
“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命令道：
“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周恩来将林彪的情况，秘密地向毛泽东做出书面报告。
此时，纪登奎一直往来于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毛泽东看罢纪登奎送来的周恩来的报告，沉思良久，在一把白色丝绸折扇上写道：
“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
写罢，他让卫士立即将折扇交给纪登奎，要纪登奎送给周恩来。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不断出出进进，李德生等人知道有新的情况发生了。
汪东兴回忆说：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叶群，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先说不知道，后又改口承认北戴河确有一架专机，称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林彪打算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去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吓了一大跳，赶快劝周恩来不要来。
至此，林彪，叶群、林立果知道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为党中央所觉察，便决定提前行动，马上向北飞。林彪交代说：
“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
9月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周恩来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打来电话，要他查询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停留在山海关机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此时，刘秘书进来说：
‘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
‘立即转过来。’”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
‘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
‘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正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李作鹏当即打电话到机场。他在回忆录中称：“我问：‘你是谁？’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调度室值班主任。’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回答：‘20时15分。’我问：‘飞机走了没有？’回答：‘没有走。’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语气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
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4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4条批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
‘那就这样吧。’
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