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

话说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携家人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2月21日，毛泽东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他走到多日不见的朱德面前，热情地与朱德握手，问候道：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7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老干部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

“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此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尔后，由解放军总政、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了一个360人的名单。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逐个研究。

3月9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呈报给毛泽东。周恩来还在送审稿上写道：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发往全国各地。

3月中旬，曾志在临潼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写了一封信，汇报她在临潼干休所的情况。她在信中写道：

“临潼干休所是军队的，都是不在职的军人，不完全按照在职的军人待遇，他们每年只发一套军装，没有领章。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来是做地下工作，也转为军人，穿上了军装。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

不久，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就把曾志接到了西安，他在谈话中说：

“你的信，主席和总理都作了批示，同意你回北京。你若想继续工作的话就在西安，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回北京就不好再做什么工作了，你自己选择吧。”

曾志最终选择了回北京。

3月18日，曾志带着女儿、小外孙和外孙女，离开临潼，回到了北京。

3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这个报告是国家计委在1月5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定的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该方案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四三”方案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有26个，这是继新中国建立初期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四三”方案提出了引进技术设备要遵循的6条原则：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学习与独创相结合。3、有进有出，进出平衡。4、新旧结合，节约外汇。5、当前与长远兼顾。6、合理选址。

《四三方案》在毛泽东批准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

3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还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当有人汇报说，一些人议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气愤地驳斥道：

“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

“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

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

3月2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邓小平的情况，他写道：

“他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3月29日下午，周恩来陪同邓小平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这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3月30日，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告给毛泽东。

3月末的午后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中看到了为破解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做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陈景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景很糟糕，便非常难过。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对我说：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

不久，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

“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还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迟群来后，江青对他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

“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另据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记载：1973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此后，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1973年4月1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国家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他还说：

“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见接待。”

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各地招生“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70年、1971年“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成功经验，从而改变了1972年全国各地高校依照北大、清华经验招收数以万计“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于是在6月间，高校招生工作便依据《意见》恢复了“高考”制度，进行语文、数学、理化3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具体办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开卷考试。正是在这次“高考”中，辽宁省兴城县考场上出现了一个“白卷英雄”，这才使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再一次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