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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话说1975年12月31日午夜,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仰靠在书房外的沙发上,等待着将要来访的两位美国客人。他面色蜡黄,头发稍微有些乱,嘴巴微微张开,呼吸仿佛有些困难。

晚11点50分许,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美国已故的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在乔冠华和黄镇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步入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起来,移动双脚,步履蹒跚,迎接客人。待毛泽东站稳后,其中一位女士用手抚平他的头发,随即和另一位女士退后几步。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影机耀眼的灯光前,毛泽东和来访的这一对年轻小夫妻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戴维感觉毛泽东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两位女士又搀扶着毛泽东回到沙发椅上坐下。戴维一直凝视着毛泽东的脸。毛泽东突然笑着问:

“你在看什么?”

这声音令戴维吃了一惊。毛泽东虽然底气不足,吐字还算清楚。在戴维看来,毛泽东的声音与他那超乎想象的苍老十分不协调。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回答说:

“我在看您的脸。您的脸上半部很……很出色。”

毛泽东听完工作人员的翻译,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朱莉询问她父亲当年会见毛泽东时坐在哪个位置上,当她得知就坐在她现在的座位上时,立即请求和戴维调换一下座位,说是让自己的丈夫也坐一下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发。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朱莉换过座位,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她父亲写给毛泽东的信,说:

“我带来了我父亲对你的问候,还带来了他特意写的一封信。”

说着,她把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又说:

“我爸爸给您的。”

毛泽东打开信,看了一下,交给侧后的女翻译。只听那位工作人员朗声翻译道: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于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的新关系仍在持续。正如你所十分了解的,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都有一些人曾竭力反对我去北京,他们甚至在今天还在继续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在1972年开创的新关系。但正如当我们在你家里会晤时你所说的,历史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我已不任公职,但我仍将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两个国家今后不会被拆散。诚然,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把我们拆散的分歧,它们比之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两国人民极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这一点压倒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成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

毛泽东听罢,接过信,用英语低声读出信尾所署的时间:“1975年12月23日”,又说:

“很好,谢谢他。我还要见他,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朱莉和戴维对望了一眼,显得异常兴奋。朱莉像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毛泽东像章让毛泽东看,说是黄镇大使夫人送给她的礼物。毛泽东也显得很兴奋,再次和朱莉握手,微笑着问:

“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朱莉回答说:

“好多了。”

戴维插话说:

“尼克松先生患的是静脉炎。”

毛泽东说: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我欢迎他到中国来。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泽东说:

“我习惯这样叫他。”

戴维不做声了。毛泽东接着说: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了耸肩,又不做声了。毛泽东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戴维插话说:“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马上!”

他又转向朱莉说:

“信里再加上一笔,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转移话题说: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朱莉也指着王海容说:

“她说明天《人民日报》将发表您那两首诗。”

戴维和朱莉所说的诗就是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说:

“老的。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戴维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还记得您说的是什么?”

毛泽东几次试图举起右手,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就重复着几乎是40年前的那句话说:

“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

戴维说: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毛泽东朝沙发右侧呶呶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接着说:“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一些地方。”

说罢,他突然问道: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戴维说: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戴维说: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道:

“为什么?”

戴维说:

“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神秘,说: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美国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他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他又说:

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8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说:

“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毛泽东说:

“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10个人的错误,8个人批对了,有两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此时,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托盘里有一杯中药汤水和几粒药片。她把药片放进毛泽东嘴里,然后端起中药送到他的唇边。毛泽东呷了一口,皱皱眉,显然很苦。他又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便苦笑着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女护士嘱咐道。毛泽东点点头,一副顺从的样子。护士走了,他抓起杯子,手抖得厉害,仿佛抓着一块冰。他终于把杯子举起来了。

“战士!”戴维心中暗暗感叹:“战士!”他后来曾对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地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毛泽东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我老了。”毛泽东喝完了药,脸上呈现出略带伤感的笑容,望着空杯子说:“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戴维的话,喃喃地说: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

戴维连忙把谈话引到轻松的话题上来,他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毛泽东轻轻地说,他把脸转向沙发右侧的地球仪,面对他的是澳大利亚。他说:“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马上转动地球仪,将美国的地形图朝向毛泽东。戴维说:

“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毛泽东的目光没有离开地球仪:“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有记错,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戴维继续说:

“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缓缓说道: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谈话已经进行近1个小时了,乔冠华担心毛泽东太劳累,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翻译也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谈话该结束了。可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则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聊一会儿。戴维和朱莉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毛泽东完全不为所动,眼睛几乎是半闭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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