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好动的人，无事便要到各处走动，家里是坐不住的。惜乎黄州附近，够得上称名胜者，只有武昌西山的寒溪一处，余如东门外的青草亭、韩家圃这几个地方，去多了也就没甚意思。
唯有门前那一片浩淼的江流和沿江陡立的那一道绛赤色的崖壁，风光明媚，时时吸引苏轼，如遇风平浪静而又没有别处可走时，就弄只小船，沿着江边划水，常常不自觉地划到赤壁那一带江面上去。倦了，就停桨闲眺，让这小舟随波自去，他只在船上欣赏天上的流云、江中的白浪和沿江的山容石色。
自从垦辟东坡后，苏轼每天进出东门，城门的守卒常常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苏轼在心里回答他们道：“你们不要笑我，自来贤达之士，谁不走过贬谪这条患难的道路？百年以后，黄州人还会常常说起我哩！”[本集：《日日出东门》。]
元丰五年（1082）二月雪堂落成后，苏轼留在那里的时间更多了。白天忙着灌溉耕耘那些农事，晚上则常留在雪堂读书。远道的朋友来时，就以雪堂为客馆，他以与朋友饮酒剧谈为乐，每每要到夜深人静，才曳着手杖回去。走在路上，静听他那响簧铁杖[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东坡响簧铁杖，长七尺，重三十两，四十五节，嵇康造。”]，敲击着粗石路面，发出铿锵的声音，清脆悦耳，心里有种万虑皆澄的喜悦。作《东坡》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从东坡到临皋亭，不到一里路，正好让他从容步行，舒松筋骨。说到道路，黄州城瞰江跨谷，到处都是黄泥的田坂路，苏轼朝出暮归，每日都在坂路上走，常人也许会抱怨遇雨泥泞，晴天飞尘之苦，但是苏轼不然，一日大醉，作《黄泥坂词》，却将这条山边村路，说得那么幽美动人：
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
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
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
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
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
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眄。
…………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
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
上苍所造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水，无不有它各自的妍美，但须慧眼灵心，随时体味，遇之于目，会之于心，则天地间几乎无处不是美境，如苏轼记黄泥坂词，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又如他于元丰五年三月间，去麻桥看病，病愈后，就和医生庞安常同游蕲水郭门外二里许的清泉寺和王羲之的洗笔池，徜徉于兰溪之上。入夜，到一酒家喝醉了酒，在蕲水道中的溪桥上休息了一会，桥本身只是一座乡野的溪桥，但苏轼眼下，感受却不凡，作《西江月》词，叙（序）曰：“春夜蕲水道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词云：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五年九月间的夜晚，他与几个朋友在江上饮酒，薄醉归家，一路欣赏江水接天、风露浩然的秋色，忽然兴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生出挣脱尘网、追寻自由的欲望，独自面对着江水幻想起来：“倘使趁这好风好水，将这自己作不得主的躯壳，乘上小舟，听凭江上秋风，随便吹到哪里都好。”他把这份渴求解脱的幻想，写成一阕《临江仙》词，与客大歌数过而散。这阕词是这样的：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每有所作，即为人传诵，此词一出，立即化为谣言。盛传那天晚上，苏轼写此词后，便将冠服脱下，挂在江边树上，拏舟长啸而去。这谣言传到太守徐大受耳中，则是“州失罪人”，他有监管的责任，如何得了，立即传车往访，到了临皋亭苏家，苏轼还在高卧，鼾息如雷，不觉大笑。[〔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元丰六年开春后，苏轼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正二月间，大约受了寒，感冒了，引起咳嗽，拖了个把月还未痊愈。又碰上牢城失火，延烧市廛，火自西北来，一直烧到雪堂，总算扑灭了。《招巢谷归来书》说：
东坡荒废，春笋渐老，饼餤已入末限，闻此当俟驾耶？某五七日，苦壅嗽殊甚，饮食语言殆废，矧有乐事？……
时入初夏，接着又害起疮疖来，原定要到岐亭去看望陈慥的，也因疮痛作罢。此病拖延甚久，不但没能治愈，至五六月间，这疮疖的风火之毒，忽然上升，侵及右目，炎赤肿痛，几至失明。《与蔡景繁书》云：
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失明。信是罪重责轻，召灾未已。杜门僧斋，百想灰灭。
就因这个眼病，苏轼困在家里，约有一两个月没有出门。恰巧同年四月，临川曾南丰（巩）在江宁病故。于是，谣言再度发生，说苏轼已与曾巩同日病死，附会其辞地说如李长吉一样，被上帝召往玉楼修文去了。
不多几时，这谣言就传到了京师，甚至传入禁廷，神宗皇帝也听说了这则传闻，立刻召问尚书左丞蒲宗孟，因为宗孟与苏轼不但是小同乡，而且还是姻戚——宗孟的胞姊嫁与苏轼的堂兄，是堂侄千乘的母舅。不料宗孟并不知晓，只是含糊对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但亦不知翔实。”其时神宗正在传膳，信其为真，叹息再三，连声惋惜：“才难，才难。”辍饭而起。[〔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并见何薳《春渚纪闻》。]
有人把这谣言告诉了在许昌的范镇，景仁是个至性人，绝不怀疑，举袂大恸起来，即命他家子弟，立刻带笔款项，到黄州去赙唁苏家遗属。子弟们劝慰他道：“这个传闻，真假还不知道，不如派人先去黄州看一下，如果确实，再去吊唁不迟。”
于是，就派范家门客李成伯去黄州一探。成伯见到苏轼好好活在那里，不免道出此行缘由，苏轼大笑起来，心里却充满了感激。《答范蜀公书》说：
李成伯长官至，辱书，承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疮患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何时获奉几杖？临书惘惘。
苏轼居黄未久，第一次与儿子迈一同漫游江岸，过知州官邸不过百步，就看见一片绛赤色的崖壁，矗立在深碧色的江水中，别有一番挺拔杰出的气象，从此常常划船到这崖下江边来玩，或者捡拾江边彩色的石子，或者攀登崖上的徐公洞，寻视鹘鸟的窝巢。闲看两条大蛇在崖上缓缓蠕行。
苏轼初听人说，这地方即是三国时代吴蜀联军大破曹魏的古战场。凡是怀着满腔淑世的热情而横被现实压制的人，每好追想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弥补心理的空虚。苏轼亦然，初游赤壁，就写下一阕有名的《念奴娇》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大江东去”（《赤壁怀古》）词，是《东坡乐府》中，家喻户晓，最负盛名的杰作。读来，便觉有万里江涛，奔赴眼底，千年感慨，齐上心头的叹喟。其实是苏轼目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不论是羽扇纶巾的周瑜，还是狼狈战败的曹操，他们都已发挥了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时代，丰盈了历史，谁复像他这样的处境，将有限的生命平白浪费？“故国神游”，哪里还能够不自伤流落，哪里能够不自笑头上早生的白发。
苏轼自始就怀疑这地方并非真是火烧曹营的古战场，因此他下笔即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表明存疑的态度。据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苏轼作《赤壁赋》后的次年，还在赋后题一跋语：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当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矣。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
可见这一疑问存在他心里，历时一年，还未能解。这种一言不苟的态度，足令人叹赏。事实上湖北境内，江汉之间，名叫赤壁的地方，共有三处：一在今嘉鱼县东北江滨，《荆州记》作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与乌林相对之处，这才是周瑜大破曹操的地方，真正历史上的赤壁；二在武昌县东南七十里，又名赤矶；三即苏轼所游之处，在黄冈县城外，土名“赤鼻矶”，亦即沈复《浮生六记》所云：“赤鼻矶在黄州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水经》所谓赤鼻山是也。”
苏轼《前赤壁赋》所记之游，时在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即篇首所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那一次。
这次游伴中有一远客，即四川绵竹武都山的道士杨世昌。这年夏天，他云游庐山，转道到黄州来看苏轼。杨世昌，字子京，是个多才多艺的道士，苏轼曾书一帖，盛称他善画山水，能鼓琴，通晓星象、历法与骨色（相），能作轨革卦影，还会黄白药术，赞他：“可谓艺参矣。”[《施注苏诗》引东坡手帖二则。]
元丰五年，黄州正闹水灾，大旱之后，霖雨不歇，人人面临“室家之忧”。唯这杨道士，孤身一人，恰如闲云野鹤一样，来去自由，更难得的是他身体强健，即使“泥行露宿”，都不在乎。苏轼非常羡慕。
杨道士善吹洞箫，诗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赤壁赋》中说：“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下面着力描写水上箫声之美，这吹箫之客，当然就是这个道人杨世昌了。
苏轼少年得意，一夕之间，名满天下。自入仕途，逞着一腔淑世的热情，追求理想。然而，任何时代的现实，总难符合天才的抱负，则又不免乘其迈往的豪气，痛快淋漓地评骘政事，发泄感情。不料这份热忱，这份豪气，为他带来了几乎是杀身之祸。自从贬谪黄州，物质生活当然大不如前，但这并不重要，苏轼的痛苦，是时间对他的压迫。
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仓促即逝”的特质。苏轼在黄州，正是人生的盛年，发挥抱负、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怎经得起在此荒瘴江城里平白浪掷？再就个人的生活范围而言，人的活动空间，受着许多现实世界的牵制，本就不大，现在则被法律限制居住于一州境内，这个六尺之躯，宛如被绳索紧紧捆缚，辗转偷生，岂能容忍？
苏轼每常感慨生命短暂，时有“人生如寄”的喟叹，而现在则被投诸荒城，浪费日月。苏轼是个天性豪放，喜欢活动的人，现在却被拘限于黄州这么一个偏鄙的小天地里，动弹不得，积郁之下，不免有突破空间的冲动，如前举《临江仙》这阕词，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即是这种苦闷化生的幻想。
然而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得失，失之东隅者，未始不能收诸桑榆。苏轼原是生长在农村的一个青年，入仕以来，世俗的繁忙，吏事的压迫，焦劳愁苦，日不暇给，使他久违了素所亲近的大自然，使天赋的一腔艺术气质，几乎全被扼杀了。现在却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体会大自然里各种不同的情趣，使他尘封的灵性，渐渐觉醒。
临皋亭外呼啸不停的涛声，赤鼻矶畔郁郁苍苍的山容林相，原来看似没有生命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只因有时间与他接近，日夕相见，不觉产生了意想不及的感情。有了感情才蓦然发现宇宙所孕育的万物，适其自适，各得其所，不但都具有内在的生命，而且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灵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纳了，则与朝阳夜雨，春花秋月，同为有情天地里的一分子，就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三籁相应”。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如此就可以达到“丧我”（去除偏执的我）的境界，则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即与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局促的生命，即能无限扩大，无限超升，脱出现实世界时空的限制，获得“游于万化”的自由。
在海阔天空的环境里，大自然无穷的生意，与自己的灵感互相呼应时，这世界竟是那么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赤壁赋》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轼不禁欢喜赞叹道：“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大江滔滔东流，然而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复圆，万古不改。天地间一切现象，看似都在不断变化，但如以永恒的观点来看这宇宙间的万物万化，则此江水何尝流去，月圆月缺，到底也无所谓消长。所以苏轼与客夜游赤壁时，指着这片江水，这轮明月，慨然道：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生若不被某些短浅的人，强将表里贯通的一个整体，分割成过去、现在与将来等若干片段，造成狭义的时间观念，就不至于被局限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框框里，辗转沉吟，无力抗拒。
苏轼在黄州住了三年后，思想境界，便是不同。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之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从而肯定“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间的江水无尽，明月无尽，草木之春荣秋落无尽，则我们的生命亦岂有尽时？巨眼的苏轼于是下了庄严的结论：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庄子《大宗师》篇论宇宙与人生的关系，正可作苏轼“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这句话的最佳批注。[庄子《大宗师》篇“藏舟于壑”那一段。]
庄子说，把船藏在山壑里，将山藏在大水里，自以为总已非常牢固了，如果半夜里来个大力士将它背起来跑掉，愚昧的人还不曾知道哩！物，按其大小作适当的储藏，仍然不免失落，要是“将天下藏于天下”，就根本无从发生“失落”这么回事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分别，物我两忘地融合在道的境界，这便是“化”。人到了“化”境，便如郭象注言：“圣人游于变化之途，放于日新之流，万物万化，亦与之万化。化者无极，亦与之无极，谁得遁之哉！”如此，将自己藏于天下，参与大化之流行，则我与天地为一，游心自然，无得无丧，物与我都一样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中的一分子。
为物所不及的人的生存，应该有其尊严的存在。大千世界、宇宙人生间，不能单看一刹那中的形象变化，而要以巨眼观彻物我心灵交辉中所妙悟的大道，即是“永恒”。
苏轼在黄州这几年的陶养，使他体会人生，得到妙悟，终能说出这段非道家玄理、佛门禅机所能争执的智者之言。就因为七月这次赤壁之游，玩得很痛快，三个月后，即同年十月十五日之夜，苏轼与客二人[后赤壁之游，与客二人，一为道士杨世昌，固无疑矣。其另一人，则当时能从东坡夜游者，不外郭、古、潘三人中的一个，潘丙自营酒肆，不至于有鱼无酒，郭遘采药为业，亦非江畔网鱼者，所以推想为古耕道。]，从东坡雪堂回临皋亭去，走在黄泥坂路上，仰见明月在天，俯视人影在地，情景清逸，他们三人，一面走路，一面行歌互答，非常高兴。这样走了一段，有人说：今天傍晚，江边举网，得了一条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的鲜鱼[朱翌《猗觉寮杂记》载：“《后赤壁赋》：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多不知为何等鱼，考之，乃鳜也。《唐韵》注：鳜，巨口细鳞。《山海经》云：鳜，巨口细鳞有斑彩。以是知东坡一言一句，无所苟也。”]，只可惜没有酒。这样便把大家的酒兴提了起来，苏轼兴冲冲回家去跟他夫人打个商量，带了酒来。既已有酒有肴，便又想起曾游的赤壁，于是一伙三人，乘上小船，往赤鼻山下去了。
苏轼游山玩水的兴致一向很高，船到山下，他虽年将半百，依然以腰脚矫健自豪，独自摄衣上山，夜登崖顶，仰天长啸，一吐胸中的浊气。
他在《后赤壁赋》中说，时将半夜，忽有一只翅如车轮、玄裳缟衣的孤鹤，横江东来，嘎然长鸣，掠过船边向西飞去。后来又梦见一个羽衣蹁跹的道士，问他：“赤壁之游乐乎？”其实说鹤说梦，都是影射杨世昌一人，不过把一个具象，化作“鹤掠舟西”，化作梦中的羽士，便平添扑朔迷离、疑真疑幻的气氛，造成绝美的层次[赵翼《陔余丛考》记吴匏庵诗：“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即据《施注苏诗》引东坡手帖二则所言石刻拓本，揭破东坡此一玄虚。]。苏轼笔下，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给，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忽又回到平凡的人世。他的弟弟苏辙尝说：“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确然不是阿其所亲的谀词。
元丰五年的七月和十月，前后两次赤壁之游后，其实同年苏轼生日，与他接近的几个朋友如郭遘、古耕道诸人，还曾置酒赤鼻矶下，为他庆生，这是同年第三次的漫游。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足矣。’坡笑而从之。”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但有数处不实。
苏集确有以《李委吹笛》为题的一首七绝：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李委亦确有其人，但是秀才而非进士，是苏轼邀与同游而非赤鼻矶邂逅的献曲者。苏轼《与范子丰书》提到这件事：
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坐念孟德公谨如昨日耳。
这第三次赤壁庆生之游，杨道士应该还在黄州，然而没再提起他的箫声，却换了吹笛的李秀才，不知何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