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颍州日，与欧阳叔弼闲谈，说到陶渊明隐居栗里柴桑间时，非常贫困，饭也不一定能够吃得饱。有个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颜延年，常来与他对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钱二万相赠，他却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后慢慢取酒。

又一日，苏轼偶读《唐书》，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载，酷好积聚，贪得无厌；至大历十二年获罪赐死时，籍没他的家财，单是所藏胡椒一项，多达八百石之巨。胡椒只是一种用得极少的调味料，何用囤积那么多！人性的愚昧，有时简直不能理解。苏轼感慨之余，作了一首以元载与陶潜比论的长诗：

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

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

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

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

云何元相国，万钟不满欲。

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杀其身，何啻抵鹊玉。

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

这是苏轼以陶渊明的廉介淡泊，印证人以宝贵的生命殉于物欲的可悲，致其衷诚的感叹。

渊明是个孤独而又贫困的隐士，他的诗作，不但生前无人重视，即使身后，自晋末至南朝，都还未曾受到应有的评价。如钟嵘《诗品》虽称其诗，但却将它列为“中品”。

陶诗受到普遍的重视，须至唐代开始。大诗人李白、杜甫对于陶渊明诗的风格，予以最早的揄扬；白居易特别重视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摹拟过陶诗，但他们只是欣赏他，没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渊明研究突然出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赵宋一代，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论及陶渊明作品的诗话和笔记，有七十余种之多，此与宋朝文风崇尚平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苏轼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尽和陶诗的努力，对于这个研究风气的开创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苏轼《和归去来辞》，传至京师，大家争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间，陶渊明满人目前矣。”即是一例。从此，后来文学天地，形成了历久不衰的陶诗研究热潮。

苏轼于诗，自视颇高，向不专主一家，也不特别欢喜哪一个人的诗作。但至步入中年，贬谪黄州后，开始偏爱陶诗起来，如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则是非常恳挚的自白。

当时，一般印行的俗本陶集，妄改错简，甚不可靠，如“东坡题跋”一则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因此他多方访求较好的版本，终于得到了江州东林寺印本，珍惜得不敢把它一口气读完，怕读完了便没得读了。故又一则题跋说：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余，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然而，在此时期，苏轼虽然甚好陶诗，却仍以欣赏渊明文字的艺术和风格为主，尚未深入陶的思想境界，所以只有感性上的认同，谈不到理性上的肯定。如元丰五年三月与客饮酒，《书渊明饮酒诗后》说：

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

渊明《饮酒二十首》，是他后期诗作中最伟大的杰作。而苏轼当时的读后感，只有如此；但至作《和陶饮酒》诗时，所持态度，深浅便完全不同了，如后一则题跋云：

《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苏轼读陶渊明《归去来辞》，其中有一句“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话，苏轼只觉得此翁非常好笑，由此联想到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的笑话，怪其钱不在纸裹中，所以不识；马后宫人见大练，反而以为是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认为其理相同，盖嘲渊明不脱是个文人，未亲庄稼之故。他说：

……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后至元祐时期，苏轼在翰林院日，爱写陶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句与人，到这时候他已知道渊明有过农田经验，并非是个瓶中见粟的诗人，所以说：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读陶诗“秋菊有佳色”篇：“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则记其强烈的感应曰：

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苏轼读陶，必须到了这个年纪，才能跳出文字欣赏的范围，开始会得陶意，把握到了陶的精神，断言曰：“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换句话说，渊明只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他的人生观，表达他面对人生的理念，语语平淡，却尽是对人生经过透彻的观照后，出为知“道”之言，不能以寻常诗人之擒章绘句来比。

黄山谷跋渊明诗卷，点出读陶的重要关键：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

苏黄这一方面的解悟，是非常重要的。苏黄之后，才打开对陶渊明思想、人格、生活种种方面研究的热潮，其源自此。

陶渊明并不是饶有深度的哲学家，他只是用朴素的文字歌咏人、自然和人生，描画卑微的乡村生活，老老实实写出他自己强硬的性格。他的诗，皆以经验和感情做基础，而非基于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平民的言语。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胡适：《白话文学史》。]。

读陶者，若不了解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若不明了他这一生的经历背景，从情感深处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头，便不能完全领略他的诗意；不能了解诗中之意，当然读来“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须阅历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领会陶诗非但不“枯”，且不尽平淡。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后来，又有“评陶柳诗”的一条题跋，以食物为喻，以为读陶柳诗，必须辨别中边，始得诗中真味：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自杭州被召还朝，席不暇暖，即被宰相刘挚支使打手贾易，利用赵君锡，横加诬陷。苏轼看透了现实政治圈子里，除了权势利禄以外，别他无物，只怪自己一向屈于感情的牵缠，不够果断，不能依照自己所想望者率直做去，徒然遭受小人百般虐侮，对国家、对自己，都一无好处。幸从乌烟瘴气的汴京，逃到颍州来了，但这并非了局，块然一身，他将何处归宿呢？

在这个样子的心理压力之下，适又与作诗“颇有渊明风致”[诗目：“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临别忽出一篇，颇有渊明风致，坐皆惊叹。”叔弼，欧阳斐字，时以礼部员外郎被召还京。]的欧阳斐在一起，时常谈陶，遂使他豁然与渊明神会，觉得在个人出处上，陶的刚健精神，比他果决，深为心服。

渊明也是为了救穷，才求用于彭泽小县的，谁知一坐上官位，便发觉自己的脾气，绝对容忍不了这种痛苦。《归去来辞》前序里，说他弃官的原因道：“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渊明这“违己交病”四字，于此时此际的苏轼读来，必然有一挝一条痕的切肤之痛。

渊明在《饮酒》之十九里，复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一感觉到做官这事，伤害他的人格尊严与志意时，立刻拂衣而去。这种丝毫不肯牵就现实的果断精神，使强项的苏轼不得不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

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稍早时期，苏轼题跋此诗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仅哀其穷，尚属皮相。

后来，他才体会到这是渊明个性中最可贵的一种独立不惧、旁若无人的率真精神。饥者受人一饭之惠，心里真有图报下世的感激，他就率直写出，不怕别人笑他。事实上，王维就笑过他，但苏轼现在却已完全领会。他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一个率性而行的“真”人，不能见容于现实社会；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说真话的人，尤其不适于参与现实政治。否则，遭逢祸患，几乎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命运。

渊明自述其性情：“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隐。苏轼认为他与渊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这一点上。渊明《饮酒》之九“清晨闻扣门”这首诗，说有个好心的田父，带了“壶浆”远来看他，劝他复出做官，稍为和光同尘一点，就可改善褴褛茅屋的穷困。渊明很感激这位父老的关怀，但是他天生的脾气和别人不大合得来，也不愿追随世俗，背弃自己，他虽邀请这位田父“且共欢此饮”，但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他的建议：“吾驾不可回。”

苏轼读此诗，深觉渊明刚直的性格，说话率直而不支吾的脾气，和他一样，题此诗跋语云：

此诗叔弼（欧阳斐之字）爱之，余亦爱之。余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苏轼发现这位任情任性，胸怀坦荡的“硬汉”，是这个充满虚伪、巧取豪夺人间里，异代的知己。翌年，他从颍州转任扬州，就在扬州官阁里，陆续写《和陶饮酒二十首》。

苏轼尽和陶诗一百数十首，而其始作，则在此时。和诗与摹拟之作不同，拟陶者袭其貌似，文字技艺的游戏而已；和作则为以我自有之意，与古人作精神上异代同调的唱和，并不在乎文字上的像与不像。苏轼对于这一创作，也很自负，与弟书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

苏轼和陶巧于用意，本与渊明朴质的风格不同，两者实是不能比较的；而世之论东坡和陶诗者，议论纷纭，却尽在似与不似之间打滚，实在并不了解苏轼意不在与陶潜较量长短，更不肯邯郸学步，以摹拟为能。只有金朝的滹南遗老王若虚的一段话，说得最为中肯：

东坡和陶诗，或谓其终不近，或以为实过之，是皆非所当论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见吾意云耳，曷尝心竞而较其胜劣耶！故但观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则可矣。[〔金〕王若虚：《滹南诗话》。]

苏轼在扬州始作《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叙（序）寥寥八十九字，竟是最上乘的饮酒哲学，如曰：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槃礡，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苏轼引陶潜为异代知己，自有其性情中共鸣之处。渊明自少是一个感情热烈、赋性豪迈，带着游侠儿气质的人，诗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即使到了晚年，这种烈士襟怀也并不衰减。朱熹论陶：“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有个性、带负气之人。”虽是短短一言，却能直抉人性。苏轼虽非隐者，但在他的血管中却流着祖父仗义任侠的血液，独立刚强的个性并不输于渊明。自入中年以后，黄州和岭外，两次谪放，也真正经验了隐者的生活。所不同的是，渊明弃官早，患贫而不受辱；苏轼则为世情牵缠，备受现实政治的迫害与侮辱，现在方力求解脱之中，所以一心要于精神上师事渊明。

苏轼所生的时代，虽比陶潜之处身东晋乱世，要幸运得多；但士大夫阶级利禄奔竞、廉耻扫地的情形，几乎没有两样。因此，他特别钦佩在这种“道丧士失己”的时代里，只有陶渊明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个人皎然的志慨、独立的精神。和诗曰：“……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苏轼自知与渊明一样，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个热情而兼有豪气的人，只适宜于做诗人，做艺术家，袍笏登扬，终是不类。年轻时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拥立街头，聚观大官开锣喝道、威风过路的习俗。苏轼当时，未感骄傲，他只作诗自嘲：“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不料错落红尘，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现在快六十岁了，还在自欺：“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饮酒之八》）只望早日摆脱吏事的纠缠，回到田里去做个老老实实的农夫。

苏轼很乐观地认为：“这日子已快近了。”现在虽然还在仕途，只是个迷迷糊糊的醉太守，坐在摇摇晃晃的轿子里赶路。酒力渐消，梦亦将残，前面的山已经无多，后骑的人不必赶我，我有我的去处，不挡你们的路。“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余。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苏轼当时的理想，是回到杭州万松岭去力田。

苏轼梦到坐在小学里，咿咿唔唔读《论语》，竟日忘记满头的白发。醒来觉得好笑，认为“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颠倒的人生，产生丧失本真的悲剧。苏轼二十五岁时，服母丧终制，自蜀还京，途遇大雪，既寒且饿，身边只有一瓶冷酒，虽尚不能暖得身体，却可稍平雷鸣的饥肠。当年这种孤寒跋涉、求为世用的辛苦感受，及今已老，每逢醉酒，时常还要念到，觉得非常空虚。

少年时代，那么辛勤地苦读；学成之后，又那么忍寒挨饿，奔波道路。当初以为政治这东西，具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类的疾苦，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纵然吃足苦头，也抱着极大的信心，要将一腔热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类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参与的现实政治却是那么丑恶，不但抱负成空，而且并不容他。这眉州的农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虫之化蝴蝶，添了两条翼翅，适足被网胶黏；又如雀入大水化为蛤，再也不能远走高飞，回不了老巢。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谬误。《和陶饮酒之四》曰：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

一朝传两翅，乃得黏网悲。

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

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

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苏轼将自己的生平，比作暗浪汹涌里的一叶小舟，醉中夜发，到处充满危机与险巇，但是一觉天明，竟也平安度过千山万水了。过去的不必再说，未来的日子，却要好好安排一下。（《和陶饮酒之五·小舟真一叶》）

虚浮的人世，不过是华丽变幻的万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岁，回首前尘，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时间，却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认得“是身如虚空”，毁誉就都无从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庄子所说的：婴儿从大车上掉下来，不会受伤，因为他不知自有此身，没有恐惧，也就没有伤害。

苏轼认为醉中求乐，不免还有酒醒的时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灭；人的智、愚、贤、不肖，一样无助于生命的存续。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无痴亦无黠”的境界，才能返璞归真，完全自我。

苏轼于思想哲学，不宗一说，以实用为主。一方面本于庄子的齐物思想，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的处境，便会发觉一切尘俗价值的虚无，而忘情荣辱；另一方面略参禅意，为人不论智、愚、贤、不肖，都逃不过有生必灭的命运，所以不必妄弄心机。

苏轼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元祐七年写于扬州。陶渊明那种委时任运的精神，支持苏轼度过后来严重的危难。渊明是个轩昂硬汉，建立了“避世”生活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