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至仪真，泊船于东海亭下，苏轼一家人即以舟为家。
时为五月下旬，江南气候已经非常炎热。白昼骄阳当顶，仅赖一片竹制船篷，如何遮挡得住强烈的日晒。入夜，水面上的暑气蒸发出来，熏蒸郁闷，挟带潮湿，比白天还要热得难耐，所以轼与人书中说：“一家长幼，多因中暑而卧病。”
仪真白沙有一东园，广约百亩，流水横于园前，园内有荷池亭台、画舫堂屋等建置，花树密茂，水木清华，为公家营建的一大胜处。苏轼白天就经常去东园逃避舟舱中的酷热。
六月初一日，在仪真办西山书院的米芾，得到苏轼已至的消息，立刻赶到东园来求见。苏轼喜故人之至，头戴白㲲小冠，风度飘飘如仙，出来延见。
轼已绝口不谈时事，只说些在罗浮曾见赤猿这类“海外奇谈”。芾作挽诗所谓“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万里归。口不谈时经噩梦，心已怀蜀俟秋衣”者是。翌日，又与米芾同去西山，到他的西山书院游览。芾将自己珍藏的《太宗草圣帖》、晋《谢安帖》两帙，交给苏轼，求为作跋。
真州太守傅质邀同程之元设宴为苏饯行。宴罢，与之元同归，函招米芾也来参加舟中夜话。之元举赠纹银二百两，说是与之才、之邵兄弟三人所同馈，聊助资斧，苏轼不受。等他去后，作书寄弟说：“程德孺言弟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德孺兄弟意极佳，感他！感他！数日热甚，舟中挥汗写此。……”
时已进入六月盛暑，酷热不堪，苏轼原在仪真置有几间市屋，备以收租糊口，现在缺钱使用，要想变卖，逗留于此，即是为的这事。
舟中热不能耐，入夜蒸郁更甚，苏轼无法成眠，每夜都坐在露天里过，以为“海外久无此热，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谓意象非中国人也”（《与米元章书》中语）。
苏轼不但通宵露坐，而且为要解热，喝了太多的冷饮。像这样暑热袭于体外，冷饮侵入体内，加以夜不得眠，形神交瘁，如何能久？六月初三的午夜，他就突然猛泻起来，一直泻到天亮，疲惫不堪。喝了一碗黄蓍煮粥，才觉得稍稍好过一些。
米芾约于明日餐聚，同时送来四枚古印，请他鉴赏，苏轼躺在枕上赏玩甚久，复请稍缓餐叙的日子，待他病愈或于下场雨后举行最好。
就在这天，忽然瘴毒大作，继又猛泻不止。米芾亲来望病，苏轼还在枕上作书与他道：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但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
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
这时候，迈、迨二人，已去宜兴，身边仍是只有幼子过在，日夜扶持照看，寸步不离。
自此，胸膈作胀，饮食不进，通夜不能成眠，只好端坐榻上喂蚊子。《与米元章书》：“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
次日，午睡方起，听说米芾冒着大热天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去，心里很感动，记以一诗：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
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这样折腾了两天，人便困乏不堪，病倒在床上了。
这条河水，污浊不流，大太阳整日熏蒸，舱中空气恶浊，毒热难当。苏轼叫船家将船撑过通济亭，泊于闸门外，希望能稍清快。米芾托写两帖题跋，一时无法下笔，而这两本帖子，米芾宝爱得性命以之。苏轼怕有失误，派人先送还与他，附书曰：“某两日病不能动，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宗草圣及谢（安）帖，皆不敢于病中草草题跋，谨且驰纳，俟少愈也。河水污浊不流，熏蒸益病。今日当迁过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
又这样过了两天，病情一点也没有轻减。苏轼为书嘱弟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墓志）。”
苏辙接读此函，哭道：“小子忍铭吾兄！”
过子侍于病榻前，读米芾所作《宝月观赋》给他听，诵声琅琅。苏轼听未及半，从榻上一跃而起，作书与元章说：
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儿子于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
苏轼得病至此，几已一周，身体已甚衰弱，但一听得后辈的好文字，就兴奋得要从病床上跳起来，力疾作书赞誉，许以“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这种精神，无愧为欧阳文忠的门生，得之于欧阳的提挈，加倍还诸再一代的后学。
至六月十一日，病苦略减，勉强可以扶杖而行，心情也就较为开朗。米芾受地方政府推荐，即将计偕晋京，特来辞行。告别时，苏轼坚欲从床上起来，亲自送别于闸屋之下。
十二日从仪真出发，渡江过镇江，润州太守王承议来迎，谢未登岸。至京口，外甥柳闳来，念及堂妹小二娘与堂妹婿柳仲远的先后丧亡，不禁大恸。
小二娘是苏涣的幼女，与轼、辙是同祖的嫡堂兄妹，嫁润州柳瑾（子玉）之子仲远。子玉是苏轼为杭州签判时的忘年交，情谊甚厚。
小二娘病逝于绍圣二年四月，其时仲远在做定州签判，小二娘亦随夫在任。苏轼在惠州，接到仲远寄来的讣报，已是百日之后，苏轼为文遥祭，情辞十分凄切。如言：“宫傅（苏序）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四人者，轼、辙兄弟，留在故乡的苏子安和嫁在外省的小二娘，四个亲骨肉，现在则又丧失其一，亲枝凋零，不胜哀悼，如祭文言：“万里海涯，百日讣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
柳家世居润州，苏轼北还至此，仲远也已故世，夫妇之墓在此。苏轼坚欲支撑起来，亲自带了外甥柳闳及迈、迨二子，同到墓地吊奠，祭文有曰：“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这是最使老人痛苦的家族近亲凋落的悲哀，何况他自己又在病中。
归隐京口的前相苏颂（子容），已是八二高龄，适于是时逝世。
嘉祐年间，老苏在京师，与苏颂交好，两人认了本家，即所谓“宗盟”是也。苏轼在朝，熙宁初，从苏颂于文德殿下，他是三舍人之冠；元祐时期，奉职迩英阁前，颂又为五学士之首，都是同列中的前辈，颇受照拂。所以一听到苏颂的讣报，感念曩昔，伤悼万分。一面命过代自己前往吊唁，一面当作族中长辈之丧一样，召僧在寺追荐，还要自作功德疏，以表诚敬，但已写不终篇。
翌日，子容丞相的外孙李敒带了他的孙子前来谢吊，当时他们看到苏轼侧卧床上，面朝里床，呜噎涕泣，不能起身。[〔宋〕邵博：《闻见后录》。]
徽宗朝，改元“建中靖国”，不论曾布之类如何活动恢复绍述，但是韩忠彦尚在，表面上总还是“两用”的局面。所以苏轼还至江南，非常引人注目，而大江南北的老百姓，又都以当年期待司马光的舆情，希望朝廷能够用他为相。
这种舆情，化为传言，外间就盛行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真州太守傅质最先问起此事，苏轼诚惶诚恐地答道：
再辱手教，伏审酷热起居清胜。见谕，某何敢当，徐思之，当不尔，然非足下相期之远，某安得闻此言，感愧深矣。
体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这还在初起病时。其后，病日益重，而谣言的散布亦日益远。
章惇已经贬往雷州，他的儿子章援因要安顿家眷，不能随行，现在方从浙东来到京口。他也听到了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并且知道这位万里南归的座师，也在京口，只是内心愧恧，不敢求见。
章惇两个儿子——章援、章持，都是元祐初苏轼知贡举时所录取的门生。照当时礼俗，门生之于座师，衔一日之恩，便该终生敬礼不衰。无奈苏、章两家，政治立场发生歧异，而章援在京，为帮他父亲起复，日夕奔走于时相刘挚之门，与挚子刘斯立交往密切，故于师门，似乎早已断绝往来，至于今日。
章援深信苏轼在天下人热切想望之下，朝廷顺应舆情，定会拜相。他明白父亲过去种种作为，非常恐惧万一苏轼入相后，回手报复，如何得了。自己对这座师，敬礼久废，现在又将以何面貌，前往谒见？再三筹思，还是不敢造次，写呈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长函，具录如次：
某惶恐再拜端明尚书台座：
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舲江海，蹑屐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窃维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
伏念某离远门墙，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数计？传闻车马之音，当欢欣鼓舞，迎劳行色，以致其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瞻望之诚。今乃不然，近缘老亲重被罪遣，忧深虑切，忘寝与食。始闻后命，方在浙东，即欲便道省觐，又顾幼稚须携挈，致之所居，今暂抵此，治任裹粮，旦暮远行，交亲往来，一切皆废。此则自侪于众人，宜其所以未获进见者。某于门下，岂敢用此为解？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豫，事为老亲，固当审思耳。
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今也使某得见，岂得泊然无意哉！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
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熏蒸。执事者亲所经历，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齿发尤衰，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不护短，内省过咎，仰戴于上恩，庶有以自宽，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惉懘之情，悴于胸次，忧思郁结，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每虑及此，肝胆摧落。是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恩诏，稍弛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此微贱之祷，悲伤涕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
傥问焉而执事者以为未然，使某也将何以为怀？诚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几之为愈也。傥以为可凯也，固愚情所欲闻。然而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预防之为善也。若乃思世故多端，纷纭轇轕，虽弥日信宿，未可尽剖，勃鞮，所谓君其知之矣，宁须多言！
独恨九年之间，学不益博，文不益进，以此负门下。然古人有闻之而不言，能之而不为，存之而不论者，窃尝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请俟它日，仰叩绪余论，不胜拳拳之情，敢言之执事者，伏惟财幸。
暑溽异甚，伏望保护寝兴，万万珍重。不宣。
某惶恐再拜。[〔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苏轼读完这封长信，一面回头对苏过赞道：“这文字，司马子长之流也！”心里则非常同情章家父子的遭遇，一点也不想章惇百计陷害的恶毒，也不在意章援对于师门的忽视，仍然认他们一个是多年的老友，一个是得意的门生，立即叫人铺纸磨墨，扶病起床，亲笔写复信道：
某顿首致平学士：
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
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即先饱，今且归毗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
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这封书信的亲笔真迹，至章惇的孙子章洽教授手上，还世袭珍藏着，时以出示宾客，又说此书纸背，苏还写一白术方，当然也是衷心介绍章惇服用的。其实这就非常好笑，章惇掌握政权时，非欲置苏轼于死地不可；而苏轼北还，见章惇谪雷，却劝他养丹储药以养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用心之不同有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