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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很大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非常迅速。

道光二十年(1840),他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个升官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纪录。清代巡抚也是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工作不过十年,就做到了“省部级”。[《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1页。]

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

他出身非常普通,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在官场上毫无根基。

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

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春风得意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

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杨寿柟、昂孙:《云在山房丛书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页。]。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

为了考查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文康:《儿女英雄传(注释本)》,崇文书局,2015年,第535页。]。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

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十二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5)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77~378页。]

这十二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

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务牵着走。

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

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

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

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

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

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

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

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时书法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作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查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十二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次却只隔上次四年。消息突然来临,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儿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皇……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0页。]

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

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典用错了。

曾国藩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憧憧靡已”。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1页。]

三天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一百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

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1页。],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军机大臣)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5页。]

就是说,整个清代,湖南省官员中,通过大考升官的,他和乾隆朝的大学士陈大受速度最快,陈大受是从编修升为侍读,他是从检讨升侍讲,升的品级一样。但是陈大受是考了第一名,升了这个官。他考了第六,也升了同样速度的官,所以这说明他受到了皇帝特别的知遇之恩。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侍郎”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卿贰”,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3页。],也就是说,他刷新了湖南人在清朝的升官纪录。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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