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很大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非常迅速。
道光二十年（1840），他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个升官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纪录。清代巡抚也是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工作不过十年，就做到了“省部级”。[《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1页。]
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
他出身非常普通，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在官场上毫无根基。
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
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春风得意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
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杨寿柟、昂孙：《云在山房丛书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页。]。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
为了考查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文康：《儿女英雄传（注释本）》，崇文书局，2015年，第535页。]。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
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十二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5）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77～378页。]
这十二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
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务牵着走。
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
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
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
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
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
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
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
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时书法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作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查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十二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次却只隔上次四年。消息突然来临，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儿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皇……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0页。]
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
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典用错了。
曾国藩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憧憧靡已”。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1页。]
三天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一百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
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1页。]，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军机大臣）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5页。]
就是说，整个清代，湖南省官员中，通过大考升官的，他和乾隆朝的大学士陈大受速度最快，陈大受是从编修升为侍读，他是从检讨升侍讲，升的品级一样。但是陈大受是考了第一名，升了这个官。他考了第六，也升了同样速度的官，所以这说明他受到了皇帝特别的知遇之恩。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侍郎”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卿贰”，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3页。]，也就是说，他刷新了湖南人在清朝的升官纪录。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