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法国人名之为“圣母得胜堂”（据说这名字中含有征服者的炫耀之意），中国人则叫它“望海楼教堂”。教堂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在附近低矮的中国传统建筑中显得鹤立鸡群，另类而醒目。
说来也巧，就在这座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九年，河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令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焦虑的大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后来说：“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8页。]连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书房里一圈圈地踱步，担心会发生什么重大的祸变：“天气亢旱，绕室忧皇，如有非常祸变者。”[《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314页。]
有些人把法国教堂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初七这一天，四乡百姓进城赴庙求雨，行抵一处天主教堂，见房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议论纷纷，以为久旱无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
天津教案三十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其前奏也非常相似。当时华北各地同样发生旱灾，人们同样把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天爷”，和天主教所称的“天主”，显然很难和谐相处。洋鬼子的教堂尖顶如同利剑一样，直刺苍穹，老天爷当然要生气了。
就在这时，又一桩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五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叫它育婴堂，里面收养了一百五十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
按理来说，修女们来中国从事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她们的活动却受到众多中国人的怀疑。中国有一句俗语：“无利不起早。”为什么这些洋鬼子要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大施慈悲？这其中是不是包藏着什么祸心？
和往常一样，修女们雇人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埋葬在河东荒地。由于死的孩子太多，受雇者埋得非常草率，他们走后，薄薄的棺材很快被野犬扒开。鹰啄狗刨之下，残缺不全的尸骸零落遍地，招来大量的人围观。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因为这个悲惨的场景得到了印证：这些孩子是因法国教士“采生折割”致死，传教士们剜走了这些孩子的心，挖去了他们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眼剜心用来做药或者炼金之类的说法，早就在中国流传甚广。有人说，明代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没有什么谋生手段，生活水平却很高，因为他们会炼银术，而炼银之术，就是靠挖死人的眼睛：“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或曰：借敛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梁章钜：《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这类传说已经传遍中国大小城市。所以，当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暴露在荒野当中时，天津人认为传说已经得到了印证。
就在天主教堂挖眼剜心传说在天津城上空飞翔，全天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的时候，一桩拐卖儿童案发生了。两名人贩子在天津静海拐走了一个姓李的小男孩，在西关被人查获。
这个案子似乎契合了挖眼剜心传说的另一部分：长久以来，人们就在传说，天主教堂一直在花钱雇用多人迷拐孩子，供作药用。此案一发，民情汹汹，全天津都在议论此事。
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地方官动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认自己迷拐孩子是为雇主药用，但是案犯并没能“供出教民”。甚至连两名人贩的名字都没审出来。据案卷记载，这两名人贩，名字分别叫“张拴”“郭拐”。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真实名字。
虽然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十四日，两名人贩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大街小巷。告示说：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英国议会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6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377页。]
这张告示，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
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
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为官廉正，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基督教文化的个性也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何晓明：《中华文化事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7页。]。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
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地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
五月二十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作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无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
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上午九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把教堂里的所有人一一传来，都看过了，也并没有找到王三其人。而且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与武兰珍供述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里哪里与王三交接，然而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4467页。《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第207页。]，“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显然他没有进过这里。所谓迷拐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教印象恶劣，但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和于接人，智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燕京开教略》下篇，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他的辩护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
事情至此，可谓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无法再查下去了，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而，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质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讲话。因此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戚其章、王如绘编著：《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有一些人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两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70页。]
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也有人译为丰大烈），这一年四十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的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经常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70页。]
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丰大业“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崇厚满面赔笑，“告以有话细谈”，丰大业如同没听见，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
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丰大业悄悄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奓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丰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并且表示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72页。]
天津的“水会”，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其首领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次听说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执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
因此崇厚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据说丰大业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丰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资料说，丰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于是。丰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跟丁高升。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
“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丰大业的秘书）打死。”[朱东安：《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页。]“众眥皆裂，万口齐腾，谓领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毙。”[萧一山编：《清代通史》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6页。]
据说两个人死得很惨：“丰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复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锋锷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逾时，浑身寸磔。”[《燕京开教略》下篇，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
“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
“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二百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进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边，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在教堂中，一共有六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
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六人俱死，即褫其衣履，将尸抛于三岔河中。复将领署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燕京开教略》下篇，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
还有大量人流一齐涌向领事馆。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统统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二十名（法国领事一人，随员一人，法国教士和修女十一人，比利时二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三名”[《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一名）。
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巧合的是，就在教堂被焚毁后的第三天，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四月亢旱至今，十三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
保定距天津是三四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为之快慰。”[《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