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主人自己回到家来的时候，已经五点过了，已经有好几个客人到来了。他和同时抵达门口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和佩斯措夫一道走进来。这两位像奥布隆斯基所称呼的，是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两人都是以他们的性格和博识而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也互相尊敬，但是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完全意见不一致的，简直毫无调和的余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相反的思想流派，显然倒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他们的敌人就把他们混同了）；但是在那个阵营里面，他们的意见都有一些细微差异。因为再也没有比在半抽象的问题上意见不同更难调和的了，所以他们不但从来没有意见一致过，而且他们实在早已习惯于互相嘲笑对方的难以改正的谬误而毫不生气了。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走进门来，一面谈论着天气。客厅里已经坐着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奥布隆斯基的岳父、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图罗夫岑、基蒂和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立刻就看出，因为他不在，客厅里的情形不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华丽的灰绸衣，显然为了必须另外在儿童室吃饭的孩子们和她丈夫没有回来而焦虑着，他不在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地使座上的宾客变得融洽起来。大家坐在那里就像拜客的牧师太太一样（像老公爵所形容的），显然都很诧异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了避免沉默，勉强找出一些话来说。温厚的图罗夫岑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他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时候，他那厚厚的嘴唇上露出的微笑好像言语一样明白地说：“哦，朋友，你把我放在一群学者里面了！到ChaCteaudesfleurs去喝一杯酒倒更合我的口味！”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的明亮的小眼睛斜视着卡列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他已经想好了一句妙语来形容这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就像是席上的鲟鱼一样，在座的客人就是被邀请来共飨他的。基蒂朝门口望着，鼓起勇气使自己在康斯坦丁·列文进来的时候不红脸。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还没有被介绍给卡列宁，极力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卡列宁本人，遵照和贵妇们共宴时的彼得堡的习惯，穿起夜礼服，系着白领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由他的脸色看出他只是为了践约而来，并且莅临集会好像是在履行一桩不愉快的义务似的。他实际上就是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进来之前制造了使所有的客人都冻僵了的那股冷气的祸首。
一进客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道歉，解释说，他被一位什么公爵留住了，那位公爵总是作他不到和迟到的替罪羊的，于是不到一会工夫，他就使全体客人都互相认识了，并且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拉在一起，发动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的问题，他们立刻和佩斯措夫一道卷入讨论中了。他在图罗夫岑的肩上拍了一下，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就让他在自己的妻子和老公爵旁边坐下来。随即他对基蒂说她今晚上非常漂亮，并且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不一会工夫，他就这么巧妙地把这社交界的面团揉拢了，客厅里变得非常有生气了，洋溢着欢声笑语。只有康斯坦丁·列文一个人还没有来。但是这样却正好，因为走进餐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吃了一惊，发觉波特酒和雪利酒不是在雪维而是在德勃列①买来的，他吩咐赶快叫马车夫到雷维去，就回到客厅来——
①雷维和德勃列都是莫斯科著名的酒商，经营法国葡萄酒的交易。
在餐厅门口，他遇见了列文。
“我没有迟到吧？”
“难道你还会不迟到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挽着他的胳臂。
“客人不少吗？有些什么人？”列文问，不禁红了脸，一面用手套拂落帽子上的雪。
“都是自己人。基蒂也来了。跟我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虽然抱着自由主义的见解，却十分明白和卡列宁会晤是一件荣幸的事，因此他就把这种荣幸款待他的好友们。但是这时候康斯坦丁·列文却没有心情高攀。自从他会见弗龙斯基的那个终生难忘的晚上以后，不算他在大路上瞧见她那一瞬间，他就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基蒂。他心坎里知道他今天会在这儿看到她，但是为了要保持思想自由，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知道。现在，当他听到她来了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这样欢喜，同时又这样恐惧，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了。
“她是什么样子呢？她是什么样子呢？像她从前一样呢，还是像她在马车里的那副神情？假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的是真话，可怎么办呢？为什么不是真话呢？”他想。
“啊，请给我和卡列宁介绍一下吧，”他好容易说了出来，然后他迈着坚决的步子走进客厅，看见了她。
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与她在马车里的神情也不同了；她完全两样了。
她惊惶，羞怯，腼腆，因而显得更魅人。她在他走进房间的那一瞬间就看见了他。她在等待着他。她很欢喜，而且欢喜得这样惶惑，有一刹那，当他走到她姐姐面前去又瞟了她一眼的时候，她，和他，和看到这一切的多莉，都感觉到好像她会失声哭出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是一阵红，她失了神，嘴唇发抖，等待他走到她面前来。他向她走上去，鞠着躬，伸出手，一句话也没有说。要不是她的嘴唇的轻微颤动和那使她的眼睛越发放光的潮润，当她说下面的话的时候，她的微笑几乎就是平静的了：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啊！”说着，带着毅然决然的态度用她冰冷的手紧握住他的手。
“您没有看见我，我倒看见了您呢，”列文说，闪耀着幸福的微笑。“您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您。”
“什么时候？”她惊异地问。
“您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列文说，感觉到他快要因为他心中洋溢着的欢喜而哭起来。“我怎么敢把不纯洁的念头和这个惹人怜爱的人儿联系在一起呢！是的，看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列对我说的是真话，”他想。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住他的胳臂，拉他到卡列宁面前去。
“我来替你们介绍。”他说出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得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冷地说，和列文握了握手。
“你们原来认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惊地问。
“我们在一个车厢里一道过了三个钟头，”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下了车，就像由假面舞会上出来一样，完全神秘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啊呀！大家请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指着餐厅。
男客们走进餐厅，走近桌子，桌上摆着六种伏特加和六种干酪，有的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青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法国面包片的碟子。
男客们围着浓烈的伏特加和冷盘站立着，在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卡列宁和佩所措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谈话，有等待酒宴的时候渐渐沉静下来了。
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善于用意想不到的精辟话语来改变对谈者的心情，这样来把最激烈、最认真的辩论结束，他的这种本领是没有谁及得上的，现在他就在这样做。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主张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政府所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才能够完成。
佩斯措夫坚持说一个国家只有人口较多的时候才能同化别的国家。
科兹内舍夫承认双方的论点，但却加以限制。当他们正走出客厅的时候，为了结束谈话，科兹内舍夫微笑着说：
“那么，要使我们的异族俄国化，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尽量多生孩子。这样，我的兄弟和我是最不行的了。你们结了婚的人，特别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哩；你已经有了几个了？”他说，殷勤地对他们的主人微笑着，把一只小酒杯举向他。
大家都笑了，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得最快活。
“啊，对啦，这是最好的方法！”他说，咀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斟在酒杯里。谈话就以这戏言结束了。
“这干酪还不坏。您要吃一点吗？”主人说，“啊呀，难道你又做起体操来了吗？”他对列文说，用左手捏了捏他的筋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他的胳臂，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手指之下，筋肉从薄呢礼服下面隆起来，像坚实的干酪一样，硬得如同钢铁一般。
“好硬的二头肌呀！简直是一个参孙①。”——
①参孙，以色列之大力士，曾徒手撕裂狮子，见《圣经·旧约·七师记》第十四章。
“我想猎熊是需要很大气力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对于打猎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撕开一片薄得像蛛网一样的薄面包片，把干酪涂在上面。
列文微笑了。
“一点都不。恰恰相反；小孩都能打死熊呢！”他说，向和主妇一道走近桌旁的妇人们微微点头，让在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只熊？”基蒂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叉不住的、要滑落下去的蘑菇而终于徒劳，倒使那露出她的雪白手臂的衣袖花边颤动起来。“你们那里有熊吗？”她补充说，侧转她那迷人的小小的头向着他，微笑了。
在她所说的话里分明没有什么将异的地方，但是对于他，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色和手的每个动作都有着何等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对他的信任，也有怜爱——温柔的、羞怯的怜爱，许诺、希望和对于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而且使他幸福得窒息的爱情。
“不，我们到特维尔省去打的。从那里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bean－frère①，或者不如说您姐夫的beau－frère，”他微笑着说。“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会见。”
于是他开始津津有味地述说着他怎样整整一晚没有睡觉之后穿着旧羊皮外套闯进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车厢。
“那乘务员，忘记了那句俗语，②看到我的外套就想要赶我出去；但是我马上文绉绉地讲起来，而……您也，”他转脸向着卡列宁说，忘记了他的名字，“开始的时候您看到我那件农民穿的外套也想要赶我走的，但是后来您却帮我说话了，这件事我真是感激不尽。”——
①法语：姐夫，妹夫。
②那个俗语是：相见看衣裳。
“一般地说，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太没有规定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手帕擦着指尖。
“我看到您对我还有点疑惑，”列文说，温和地微笑着，“但是我连忙开始用聪明的言谈来弥补我的皮袄的缺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和女主人谈话，同时听到一点他弟弟的话，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他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那种胜利者的样子？”他想。他不知道列文感觉到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列文知道她在听他说话，而且她高兴听。这就是他唯一感到兴趣的事。在他看来，不单是在这房间里，就是在全世界，也只有他（在自己眼中获得了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他）和她存在。他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使他晕眩的高峰上，而在遥远的下方是，所有那些善良优秀的卡列宁们，奥布隆斯基们和整个的世界。
一点也没有惹人注意，也没有望他们一眼，好像再也没有剩下什么空位子似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使列文和基蒂并肩坐在一起。
“啊，你可以坐在这里。”他对列文说。
筵席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爱好的瓷器餐具一样精致。玛丽－路易式羹汤鲜美无比；和汤一道吃的小馅饼一到口里就酥了，真是无懈可击。两个听差和马特维，系着白领带，毫不碍眼地、悄悄地、敏捷地伺候着筵席。这宴会在物质方面是一个大成功；在非物质方面也毫无逊色。谈话，有时是全体的，有时是个别的，从来没有停顿过，到末后，变得这样生气勃勃，以致男客们从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还在谈论着，就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变得活跃了。
十
佩斯措夫喜欢辩论到底，因此并不满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特别是他觉得他的意见不正确。
“我说的，”他一边吃汤，一边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并不单单是人口的密度，而是联系到根本思想，并不是靠几条原则。”
“那在我看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懒洋洋地、从容不迫地说，“是一样的。照我的意见，只有那种高度发展的民族才能影响别的民族，只有那种民族……”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佩斯措夫用低沉的声调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快得很，而且总是好像要把他整个的心都放进他在说的话里去似的，“所谓‘高度发展的’包含什么内容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算发展最高呢？谁可以同化别的民族呢？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是德国人的发展程度也并不见得就低些！”他叫道。“这里一定有别的规律。”
“我想感化力总是在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一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微微扬起眉毛。
“但是我们认为什么是真正教育的表征呢？”佩斯措夫说。
“我想这些表征大家都知道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但是人们完全知道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含蓄的微笑插嘴说。“现在大家承认真正的教育必须是纯古典的；①但是我们看到了双方的激烈争论，而且不可否认，反对派方面也自有他的有力的论据。”——
①一八七一年根据据教育部长制定的方案成立了实科中学（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与古典中学。以这样的划分来限制教授自然科学，因为他把自然科学看做不信神和唯物主义等“危险”思想的来源。在古典中学的课程中得到古典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训练，希望它们能成为在青年中盛行的革命情绪的解毒剂。作者对这种教育改革抱着讽刺的态度，并且看穿了它的政治意义：“用拉丁语诱使学生脱离无政府主义”。
“您是古典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喝一点红葡萄酒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并不是在对任何一种教育表示意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带着一种好像对待小孩一样的迁就的微笑把他的酒杯端过来。“我只是说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他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属于古典派的，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我个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看不出古典教育优于科学教育的明显的根据。”
“自然科学就有同样巨大的教化启迪的功效，”佩斯措夫插嘴说。“比方天文学吧，比方植物学吧，或者是比方具有一般原理体系的动物学吧。”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我觉得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言形式这一个过程本身对于智力的发展就有特别良好的功效。而且，无可否认，古典派学者的影响是道德最高的，反之，不幸得很，成为现代祸患的那些虚伪有害的学说倒都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关系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来想说句什么的，但是佩斯措夫用他的深沉的低音打断了他。他开始热烈地争辩说这个意见不正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沉静地等待着发言的机会，显然是准备好了一个稳操胜券的反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卡列宁，带着一种含蓄的微笑说，“我们不能不承认，确切地估量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一切利弊是一件难事，哪一种教育较为可取，这个问题是不会这么迅速彻底地解决的，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有一种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优越性：一种道德的——disonslemot①——反虚无主义的影响的话。”——
①法语：我们坦率地说。
“当然。”
“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方面有反虚无主义的影响这种优越性的话，我们就会把这问题考虑得更久，而且会要衡量双方的论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浮着含蓄的微笑说。“我们就会给两者的倾向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有反虚无主义的特效，所以我们大胆地把这个药方开给病人……但是万一没有这种特效，可怎么办呢？”
他又用警句结束道。
听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图罗夫岑笑得特别响亮和愉快，高兴他终于听到了一句好笑的话，那是他在倾听这场谈话的时候一心一意期待着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错请佩斯措夫。有佩斯措夫在场，聪明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用戏言结束了这场谈话，佩斯措夫立刻又提出了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同意，”他说，“说政府抱着那种目的。政府显然是受一般的意见所左右的，对它的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漠不关心。比方说吧，妇女教育应当认为是有害的，但是政府却为妇女设立学校和大学。”
于是谈话立刻转到妇女教育这个新的题目上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混淆起来，把妇女教育认为是有害的，其原由就在此。
“相反，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佩斯措夫说。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教育不足而被夺去了权利，而教育不足又是由于缺少权利造成的。我们不要忘记妇女所受的奴役是这样普遍，这样年代悠久，以致我们常常不肯承认把她们和我们分开的那道鸿沟，”他说。
“您说权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佩斯措夫停住之后说，“是指做陪审官，做市议员，做议长，做官吏，做国会议员等等的权利吗？”
“当然。”
“但是即使当作罕有的例外，妇女能够占有这种地位，我觉得您用‘权利’这个字眼也是不妥当的。倒不如说义务来得好，谁都要承认，执行陪审官、市议员和电报局员的职务，我们总感到好像是在尽一种义务似的。所以不如说妇女是在寻求义务，而且是完全合法地在寻求，这样说来得妥当。对于这种想要协助男子来从事共同劳动的愿望，我们是不能不同情的。”
“正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同意说。“我想，问题只是她们适不适宜于担负这种义务。”
“她们一定是非常适宜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如果教育在她们中间普及了的时候。我们看……”
“那俗语是怎么说的？”早就在留心听这场谈话的公爵说，他的一双小小的、滑稽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可以当着我的女儿们的而说：女人的头发长，可是……”①——
①俄谚：妇人头发长，见识短。
“正像人们对解放前的黑奴所抱的想法一样！”佩斯措夫愤怒地说。
“我觉得奇怪的是妇女竟然要寻求新的义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而像我们所看到的，不幸得很，男子却总是竭力逃避义务。”
“义务是和权利相连的——权力、金钱、名誉，这些就是妇女所追求的东西，”佩斯措夫说。
“正像我要寻求做奶妈的权利，看见人家出钱雇用妇女，却没有人要找，就愤愤不平一样，”老公爵说。
图罗夫岑捧腹大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惋惜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微笑了。
“是的，但是男子不能够喂奶呀，”佩斯措夫说，“而妇女……”
“不，曾经有一个英国人在船上喂自己小孩奶哩，”老公爵说，感到在自己女儿面前是可以这样随便说的。
“既然有这么多这种英国人，那么也就有那么多妇女官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是的，但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女子应当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他朝思暮想的玛莎·奇比索娃，这样插嘴说，他同情佩斯措夫，而且支持他的意见。
“如果把这个女子的身世细加考察的话，您就会知道她抛弃了家庭——她自己的，或者她的姐妹的家庭，她原是可以在家庭里尽女人的职责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出其不意地用激怒的声调插嘴说，她大概揣测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着的是什么样一种女子。
“但是我们是在维护一种原则，一种理想！”佩斯措夫用爽朗的低音说。“妇女渴望拥有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由于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而感到压抑。”
“我也由于认识到育婴堂不会雇我去做奶妈而感到压抑哩，”老公爵又说了，使得图罗夫岑开心得不得了，笑得把一块很粗的芦笋掉在酱油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