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圆仁和他的两个弟子及一个仆人从通化门进入长安的时候，是开成五年（840年）的八月二十日，夏天快要过去。长安城依然保有一座宏大城市的气派，但在通化门内距离政治中心最近的永嘉坊、安兴坊间，弥漫着一种微妙的不安。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僧人圆仁不知道更多的内情。他只知道，这是新皇帝登基的第一年，那一种不安，也许出自新帝继位的惯性。
长安城由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一分为二，左边是长安县，右边是万年县。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起，两县僧尼分别由左街巡院和右街巡院管理。按规定，在圆仁于长安安顿下来之前，还需要去左街功德巡院处交纳状文，报备身份，说明居留理由，并由左街功德巡院验明签证——公验。
进城之后，圆仁并没有马上向功德使报备。磨磨蹭蹭，似乎心虚，一直到第三天才来到左街功德巡院面见知巡押衙[知巡押衙：押衙是唐中叶之后普遍出现的一种武职，又叫牙将。左右街功德使下设有押衙一职，为左右街功德使的贴身护卫。（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请求获得居留许可。他在随身的状文里介绍了自己：圆仁，日本国来的请益僧，与本国朝贡使者一道于两年前来到扬州。之后去过登州（大约在今山东文登一带）、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后来拿到了通行大唐国土的公验，得以巡礼五台山佛迹。今年八月二十三日来到长安城，随身携带的除了铜碗、铜瓶、文书、衣裳和铁钵一口，再无他物。想在城里寄住寺庙，寻师听学，然后回国。请允许。
功德巡院未必会批准他的请求：为了留在唐土，圆仁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无证非法旅行。在搞到旅行所需的公验之前，他在大唐的旅行请求，已经被拒绝过许多次了。
三十多年前，圆仁的师祖天台宗最澄与真言宗留学僧空海同船来到大唐。为了学习更精深的教义，最澄去了天台山国清寺学习教旨，离去时特别承诺，回日本之后将会派遣一名留学僧、一名请益僧再次回到国清寺学习更精深的密教体系，尤其是传法灌顶的仪式。为了履行诺言，三十年后，最澄选择了天性聪敏、风貌温雅又出身贵族家庭的请益僧圆仁与留学僧圆载一道去大唐求法。
带着天台宗上下托付的三十多条疑问和一件献给国清寺的僧衣，圆仁航向中国，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数倍于他的前辈们的艰难，他也不知道，他将亲身搅入昏沉的唐王朝皇帝与宦官的争斗。他唯一确知的是，他将巨细靡遗地记下自己的一路见闻。他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成为后人看见这个时代的眼睛。
开成三年（838年）七月二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载着圆仁和他的弟子们的船只最终搁浅在扬州如东的浅滩上，船体受损，所有人必须弃船从淤泥里跋涉上岸。在他见识扬州这座大都市来往的日本、朝鲜、波斯僧人与商人之前，蚊子又多又大，是圆仁对大唐的第一印象。无休止的蚊子叮咬和拉肚子并没有影响圆仁的热情：他要在扬州府获得一张通行中国的公验，去天台山国清寺完成他的使命。
外国人在唐土，没有公验，寸步难行。不允许自由旅行，也不允许擅自进入寺院。甚至圆仁带来的画师想进寺院临摹菩萨四王像，也由于外国人不许擅入寺院的禁令而被禁止。圆仁一连向扬州府写了好几封状子，请求去往台州，请求能够允许他的画师进寺里描摹画像，请求尽快发给他一张通行公验。
他不认为这会有任何问题。从第一批留学僧来到唐帝国起，一直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官家提供食宿，被安置在皇家寺院学习，官方统一赐给四季服装，每年赠绢二十五匹（绢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等同零花钱），时不时有赏赐。到各州县寺院巡礼，官方更是提前发给身份证明，甚至于进入宫廷得到皇家供养。更何况，他听说，这时主政扬州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是全国四大都督府之一。扬州大都督一般由皇亲遥领，真正负责地方行政事务的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管辖江苏、安徽一带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区。由于节度使是使职，不在正规的职官系统，一般以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为本官。]李德裕对僧人十分友好：李德裕曾经捐资修建镇江甘露寺，邀请瓦官寺僧住在甘露寺学习《易经》，为高僧向朝廷请谥号，与诗僧写诗往还。
没几天，李德裕果然开了特例允许画师进开元寺临摹画像。这位地方长官五十出头，态度亲切，专门到圆仁等僧人暂住的开元寺慰问了远道而来的和尚们，与他们闲话家常，问：日本也有寒冬吗？也有僧寺吗？京城方圆多少？还赠送了一碗蜜。只是绝口不提公验的事情。只说圆仁的状子已经送到长安，只要允许的消息传来就立刻准许他们去台州。圆仁提议先出发，等朝廷敕令下来再追上队伍。但李德裕拒绝了他的提议，只说让他们住在开元寺等待。十一月时，李德裕又来开元寺慰问了圆仁一行人，依然殷勤探问，依然没有任何关于公验的消息。
圆仁怀疑，也许是因为自己没有摸清唐土官场的“规则”。过几天，圆仁寻了个由头向长史府写了一封信，催问公验的事情。随信又附赠了一些礼物：水精念珠两串、银装刀子六柄、笔二十管、螺子三口。很快，长史府传来回信：李德裕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口螺子，其余的礼物一概退回，作为回礼，又赠给圆仁白绢二匹、白绫三匹。
圆仁第一次领受到唐帝国浮沉宦海三十年的资深政客的老道。他每每问起公验的事情，李德裕便回道，已经报告过了，请他们少安毋躁。事情拖得久了，更像是哪里出了谁也不知道的差错。
李德裕一边心不在焉地安慰着圆仁，一边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京城里此时正一片混乱，皇家再次上演父子相残的惨剧。不知道哪天才有人得空管一管一个远道而来的和尚去天台山的申请，而李德裕回到京城的机会，也许就在此时。
二
开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京城西面延平门内大街上的丰邑坊不正常地热闹。这座西市边上的坊巷以专营丧葬物品闻名，街东街西的两座凶肆包揽长安城里丧葬所需的棺椁、随葬明器，甚至送葬服务。除去朝廷有敕令送葬的高官能够享受左校署[左校署：官方掌管制造乐器、仪仗器械、丧葬用品的机构。（《唐六典》卷二十三）]制造的棺椁，其他无论官民都要在丰邑坊找到安放自己的最终容器。死亡是丰邑坊里最被期盼的事件，这个封闭街道的悲喜总与整个人类背道而驰。
不久之前，文宗皇帝李昂因为太子荒废学业杀了太子身边服侍他的亲近侍从，把太子软禁在少阳院[少阳院：《旧唐书·玄宗诸子传》：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别院。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立李亨为太子后，太子不再居于东宫。此后，凡立太子皆令居于少阳院。置少阳院使一到二人，由宦官担任，专门监护太子。（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叫他改过自新。朝中人多少知道太子被罚实际上是因为皇帝宠爱杨妃，而太子的母亲王妃早已失宠，无能帮他申辩。太子被关在少阳院，由宦官监视着，不解释，也不改正。不久，莫名暴毙。人人都知道太子的死与监视他的宦官脱不了干系。但是，没有人敢为太子喊冤，太子属官温庭筠只敢含混不清地写了两首挽诗，其中有“尘陌都人恨，霜郊赗马悲。唯余埋璧地，烟草近丹墀”四句。暧昧不清的句子暗示太子死于非命，连同情都不能有具体的声音。
文宗也知道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唯一的儿子死了，想查，也不敢。宦官势众，掌管着禁卫皇宫安全的神策军。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唐玄宗的“唐隆政变”，掌握北军，也就掌握了皇宫。从唐德宗起，北军主要的作战部队神策军由宦官掌握，从此，皇宫的安全、皇帝的废立一并掌握在掌管神策军的宦官手里。
文宗李昂登基十一年，做皇帝，已经算尽职尽责：不穿绸缎，也不许内官、亲戚穿华贵的布料。刚即位，立刻下诏放出冗余宫女三千，五坊豢养的鹰犬，除打猎练兵需要，全部放出。伺候皇帝歌舞娱乐陪聊天讲故事的教坊与翰林，也放出冗员一千二百多。
但祖宗留给他的家业是一个烂摊子：改变整个李唐王朝命运的安史之乱的平息并不来源于中央政府压倒性的军事胜利。相反，朝廷对于河北地区反复的叛乱焦头烂额，为了让叛军投降，玄宗的儿孙肃宗与代宗一边以昂贵的代价请求回纥出兵，一边大力地封赏愿意投降的叛军。许多安禄山与史思明的部下与亲戚因此口头投降，改换名头，在河北划地为王。从此，河北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幽州）就成了中央政府胸口拔不动的一把匕首。
之后，所有李唐皇朝的皇帝们面前都摆着同样内容的考题：怎样处置拥兵自重划地为王的河朔三镇节度使？怎样处置不断想模仿河朔三镇的其他节度使？怎样处置因为唐朝内乱不断入侵的周围少数民族？打仗需要钱，议和需要钱，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文宗的祖辈对于“赚钱”各出招法，几乎竭泽而渔，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由他腾挪辗转。
安史之乱中，肃宗皇帝靠出卖僧人和道士的度牒、官爵与空白告身筹到第一笔钱。而后，向江南与四川的富商征收额外的税。再后来，铸造含铜量不够的钱币，靠通货膨胀聚敛财富。另外，向盐、铁与酒的消费征收附加税。
肃宗的孙子德宗皇帝，变着法儿改革税制，绞尽脑汁要从民间征得更多的财富。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两税法：唐德宗时代宰相杨炎主持实行的税制改革，因为一年在夏、秋两次征税，所以叫“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原先的税收体系，一是实行“量出制入”，根据财政预算决定征税额度；二是取消了租庸调和其他的杂项税，只保留户税和地税。户税是根据每户的财产状况缴纳税款，地税则是通过全国耕地面积算出总应税额，再按比例分摊到各州县。两税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上供”，上交京师，作为中央的财赋；“留州”，直接留在所在州县，作为本地财政支出使用；“送使”，上交各道节度使（唐代在州县之上的又一级行政单位，原为军事行动设立，后来成为一级单独的行政划分）。（刘德成《中国财税史纲》）]，而后，又陆续实施了借商[借商：唐德宗时期，为了筹集战争经费，除去两税法之外还增加了一些税目。“借商”规定，财产超过万贯的富商大贾，万贯以上的部分都要被“借”作军费。在强征过程中，因督责颇峻，搜校甚急，京城如同盗贼过境，被强行征税的家庭有“自缢而死者”。（两《唐书》之《卢杞传》、宁欣《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僦（jiù）质[僦（jiù）质：针对从事商业经营的主体，对商贾放在市场“柜窖”（保管箱）中用来做生意的财货强行分割四分之一由国家“借”去，并且封了钱柜，长安商人为此罢市。（两《唐书》之《卢杞传》、宁欣《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税间架[税间架：相当于房产税，因当时条件所限，仅在京师地区推行，针对所有房屋所有者，规定“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纳税二千，中等纳税一千，下等纳税五百”。吏员入户核查，鼓励揭发，发现隐瞒的，杖六十，揭发的举报人赏钱五十贯。（两《唐书》之《卢杞传》、宁欣《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算除陌[算除陌：属于交易税，涉及所有的商品买卖。所有的交易，从前征收百分之二十的交易税，如今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为了监督缴纳，禁止私下交易，鼓励举报。所有交易必须经过持有官府印纸的“市牙”（牙商），由市牙进行登记，核算税额。结果因为市牙隐瞒收入，朝廷最终征收到的税额比计划少了一半。征敛所得，远远低于预期值。（宁欣《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刘德成《中国财税史纲》）]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政策。结果是建中三年（782年）长安工商户集体罢市，千万百姓拦住下朝的宰相诉苦，宰相不堪百姓的愤怒快马加鞭地逃跑；下一年，泾原兵将叛变，一路闯进长安皇宫，一向忠诚于朝廷的百姓袖手旁观——叛军说了，他们不征商。
德宗的孙子宪宗二十七岁继位，咬着牙要与河朔三镇掰手腕，从元和元年到元和十四年（806-819年）对六个藩镇发动了七次战争。天下户口三百三十多万需要供养八十余万军队的开支。能够纳税的户口多集中在四川与江南，大半税物需要依靠运河由南方转运。在艰难的运输过程中，损耗严重，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漕米从来没有被运达。
宪宗以十四年漫长战争的代价获得历史“中兴”的评价。宪宗死后，留给他的儿子穆宗的除了收复河朔三镇的光荣，还有源源不断地需要用钱喂饱的大规模军队。为了减少军费开支，穆宗实行了“销兵”的政策。被切断财富来源的方镇大大小小的军阀因此兵变，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而皇帝们再也没有钱像宪宗时一样强硬地发起统一战争。
穆宗之后继位的唐敬宗是文宗的大哥，爱玩，放肆，用尽做皇帝的便利。丢下一个几乎毫无修补的烂摊子给弟弟。
唐文宗像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妇，捉襟见肘了，却依然想要维持该有的体面。史书里总是充满同情地记下这样无奈的场景：江淮水灾旱灾相继，屡屡在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关中平原丰收，因为沉重的赋税，日子依然很难过。年轻的皇帝爱写诗，他常常登上已经衰败的曲江池，念起杜甫的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在杜甫的诗里，曲江四岸有行宫台殿、百司官署，杜甫在冷清的宫殿寻找昔日的繁华。到了文宗这里，承载杜甫对昔日曲江池怀念的那些宫殿台阁甚至都已经不在，唐文宗想做一个繁华的旧梦，但距离太远，梦也不成。
大和七年（833年）年底，二十八岁的文宗皇帝忽然中风。从此身体时好时坏，不复当初。大和九年（835年），感到时不我待的文宗皇帝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向掌神策军权的宦官群体开刀。他信任的人，一个叫郑注，一个叫李训。
三
大和九年（835年）十月，李训与郑注首先策划毒杀了拥立文宗的宦官王守澄。郑注对皇帝说：请让我负责王守澄的葬礼，到时候我带着壮士数百，手拿大棒，怀里藏斧，召集中尉以下所有的宦官一起去给王守澄送葬，把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杀掉。
李训为了与郑注抢功劳，与他的党羽一道策划了另外一出除掉所有宦官的计谋。十一月，文宗在紫宸殿听政。百官站定后，负责警卫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没有按规定报平安，反而对着文宗奏报：左金吾衙门院子里有石榴树，夜里凝结有甘露。这是吉兆，我来祝贺陛下。奏报之后，又郑重其事跳起拜舞，仿佛天降祥瑞。李训的党羽乘机帮腔，煽动群臣一起去看看真假，然后再来向皇帝确认。皇帝按照事先练习好的台本说：哪里需要你们去呢？于是转头对身边的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说：麻烦两位先去确认。仇士良到达左金吾仗院，看见韩约神色惊慌，大冷天额上却流汗，已经感觉异常。他一面问将军怎么了，一面仔细观察：一阵风吹起帘幕，帘幕下露出了士兵重甲带刀的脚。仇士良一惊，转头，却已经有人要关上大门。他连声惊呼，带着宦官破门而出，回到紫宸殿抬起皇帝就往北边宣政门里跑，一边还喊着：李训宫变了！李训一把抓住抬着皇帝的肩舆，大叫：臣奏事还没完！仇士良指挥宦官抬起皇帝就走。一路上朝臣拉着宦官，拳打脚踢抢夺皇帝，依然没有能够把皇帝从宦官手里抢下。
控制了唐文宗的仇士良立刻发动神策军五百人在皇城里提刀追索参加谋划的朝官。宰相王涯等人正在吃饭，忽然有人大喊，宫里来了军队，逢人就杀。两省官员、金吾卫和仆役争相逃跑。很快神策军关闭宫门，各司办公室的印章、图籍、帷幕、器皿都被一通乱翻，横尸流血，狼藉涂地。没有逃出的六百余人都被杀死。
这年冬天，长安的天气特别冷。敏感于天意的朝臣提醒皇帝，这都是因为过多的杀戮。皇帝却不敢要求宦官不要再杀人。这是后来提起唐文宗最常被提起的“甘露之变”。
从此，文宗作为皇帝进入了垃圾时间。文宗皇帝的名字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了一个懦弱的记号，他所有振兴朝政的努力都淹没在这次事变里。千百年后的人们提起他最常记起的不是他的勤俭、忧虑，而是他成为李唐皇室一个被“家奴”控制的傀儡皇帝。
唐文宗对自己失败的不满全部变成对儿子的期待，仿佛只要他头悬梁锥刺股就可以了结这个笼罩李唐王朝七代人的噩梦。但开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他的这个儿子，在宦官、宠妃以及他自己的逼迫下，甚至没有命来答这个题。
文宗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年幼的陈王李成美被立为太子。不过，掌握着神策军的宦官仇士良认为颍王李瀍（chán）是更合适的人选。太子的人选是朝臣定下的，这是朝臣与宦官的又一轮对权力的角斗。宦官甚至没兴趣参与——仇士良选择放弃“太子”这个鸡肋一般的储君，他要把李瀍直接推上皇位。从文宗的爷爷唐宪宗时起，不论太子是谁，最终成为皇帝的人选一定由掌握神策军的宦官决定。气定神闲的仇士良只等待皇帝的死亡。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暴疾而亡。文宗宠妃与宰相想另立安王，在太子与安王鹬蚌相争时，仇士良矫诏废太子，顺利立颍王李瀍为帝，就是后来所谓“唐武宗”。
为了扫清未来的政敌，仇士良在混乱里杀掉了支持太子与安王的政敌、文宗时代亲近皇帝的旧臣，他们的妻儿、仆从，一夜间四千人从长安城里消失。这些都成了丰邑坊的业务。西肆和东肆这两间从来竞争激烈的凶肆甚至无法包揽业务，往来租借运送棺椁明器的车舆（yú）、翣（shà）扇、结络、彩帛的各色人等摩肩接踵，长安城里政局翻覆，不变的是丰邑坊的业务一直红火。
现在，从文宗那里传来的问题轮到武宗来答。
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李瀍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他情感的波澜远远大于那张从来古井无波的面孔。他目睹过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时仇士良带兵劫持皇帝的狠辣，他还记得哥哥作为一个皇帝败在“家奴”手下的屈辱。文宗庆祝新太子册立的宴会上，有一个插曲，被后代史官以及李瀍牢牢记在心里：宴会上有杂技表演，演员是一对父子，儿子爬上高耸的桅杆，父亲掩饰着惊怕在桅杆下走来走去保护着他。文宗终于忍不住，哭着说：朕有天下，但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这个画面，对李瀍来说意味复杂：太子的死亡给了李瀍做皇帝的机会，但是，如今他在文宗曾经坐过的位置上，绝不想要流下文宗曾经流过的懦弱悔恨的眼泪。
年轻的武宗皇帝知道他必须除掉仇士良，他的恩人，也是他最大的敌人。为此，他需要一个帮手。他的目光落在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德裕的头顶上。
四
开成四年（839年）二月，依然滞留扬州的圆仁收到日本使团判官从长安寄来的信：面见天子的时候，我也替你表达了你想去国清寺的请求，天子不允许，为你感到忧怅。圆仁听说，他的师弟元载被允许前往天台山国清寺学习。对于他，是一个冰冷的“不行”。
在许多对朝廷拒绝圆仁请求之理由的猜测中，有一个最滑稽：圆仁不是求法僧（相当于本科生），而是请益僧（相当于留学生）。按照惯例，官方一旦同意外国僧人在各地巡礼就要供给衣食，口袋里已经十分不宽裕的朝廷认为，资助一个请益僧不划算——竟然要在一个外国和尚嘴里省钱。
只能无功而返。随着遣唐使一道回国的圆仁在回程的路途连连遭遇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受损的船体停在赤山县修理。圆仁与他的徒弟们下船去拜访山中的法华院。不出意外，这就是他在中国短暂旅行的最后一站。圆仁参观过扬州龙兴寺，里头有一张鉴真和尚的画像。作为日本天台宗的开山祖师，鉴真六次东渡的故事圆仁早就熟知在心。他或许也知道，两百多年前，玄奘法师因为没有“过所”，混在人群里偷偷离开唐都长安的故事。
他怀抱与他们同样的热忱，便生发出与他们一样的勇气：在寺里住了几天，圆仁决定不走了。赤山县法华院的新罗和尚们便听到了这个故事：七月二十三日，圆仁做完早课到海边一看，停船修理的九艘大船完全没了踪影——它们在夜里启程，把这几个住在山上寺院里的和尚给丢下了。
赤山县的和尚们没有在意它们这漏洞百出的故事，他们反而体贴地赞许这三个日本和尚为了朝圣天台山而做出的牺牲。赤山县的和尚们很快给圆仁出了主意——天台座主玄素和尚的弟子正在五台山修法华三昧，传天台教义，不如去五台山巡礼求法，除了天台宗还可以入普贤道场。去了五台山，再去长安。
圆仁准备按此计划，先在山院过冬，等一开春便去五台山。但没有公验滞留唐土并不容易——县里的公文很快到了：船上下来的三名日本僧人为何非法滞留本县？按规定，非法滞留当天报备，为什么从滞留到今十五天还没有到村保板头（村委会）报备？县里语气严厉地训诫了收留圆仁的法华院，勒令他们立刻把事实呈报上去。
圆仁再一次讲述了编好的故事：日本僧人为求佛法渡海而来，到了唐境却未能成行。现在依然想寻师学法。因为日本遣唐使早归，没赶上船，所以在赤山院住下，准备等夏天过去不太热的时候启程去巡礼名山，访道修行。随身之物只有铁钵一口、铜碗二具、铜瓶一口、文书二十卷、避寒衣裳几件。法华院的和尚也写了一份状子，附在圆仁答状之后，对圆仁的说辞满口附和并愿意作保。
九月，赤山开始下雪，天气渐冷下来。山野无青草，涧泉有冻气。等待中的圆仁既没有朝廷的资助，也不再是外国使团的一员，他必须与赤山院的僧人一起收蔓菁、萝卜，上山去担柴。在等待中听到一些消息，似乎有机会获得一张公验。他必须关心一些之前从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路线、花销、民情。赤山院和尚告诉他，从赤山去五台山再去京城，他将要经过的中原大地连续蝗灾五年：稷山县以西蝗虫满路，吃粟谷尽，无地下脚。登州年年虫灾，没有粮吃，只有吃橡子为饭。因为灾荒，粮价飞涨。玄宗开元年间，青州斗米五钱，现在，青州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靠化缘乞食的和尚恐怕要不到饭吃。
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十九日，圆仁终于获得一张公验。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开始盼望已久的旅行，饥饿、虫灾都不行。圆仁每天上午做过早课出发，走二十里，而后找地方讨午饭，下午再走二十到二十五里。他亲眼看见遭受蝗灾第五年的中原，传说与想象里强大富足的唐帝国像是生了病，虚弱匮乏：和尚经过的村庄，有时家家有病人，不许客住宿，有时平原辽远，人家稀绝。哪怕已经从五台山渡过洛河，往西离长安已经很近的州县新发的黄苗依然被蝗虫吃尽，村里百姓见到和尚来了，争着向他倾诉生活艰难。和尚的饭量很大，四个人每人一顿都能吃下四碗粉粥，饭很难讨。和尚在日记里写下：主人极小气，讨一盘菜，讨了三次才给；找不到过夜的地方，有时要闯进别人家住一晚。
千里之外的长安城里，武宗登上皇位，李唐皇室的命运轮盘再一次开始旋转。新皇帝的敕书一道道传来，供奉在官署庭院中央厚厚的紫色帷幕上。每到一处，圆仁都需要到官署报备，他一次次跟在州判官、录事、县令、主簿、兵马使、军将、百姓、道士后面，跪拜在地，聆听新皇帝的圣意。
圆仁以为自己只是这急弦促柱般的改朝换代的一个旁观者，浑然不知，随着他踏入帝国心脏的脚步，他也在一步一步走近权力角斗场的血腥。圆仁到达长安的前几天，平缓的关中平原上忽然隆起连绵不断的山陵，是十三座唐代帝王的陵墓。在他望见第十四座山陵——唐文宗的章陵时，出了事。
在京兆府府界栎阳县（今陕西临潼）南，圆仁遇到了大队的军兵。在驿路两旁对面而立，延绵五里。圆仁与两个弟子在夹道士兵间穿过，听说这就是葬唐文宗的山陵使。圆仁微妙地感知到仪仗如此排列里的紧张。他不知道，一场政变正笼罩着这支军队：护送陵驾的知枢密是文宗时代得皇帝宠信的近臣，厌恶正掌权的宦官仇士良，打算在带兵出城埋葬文宗时发动政变。但他们的谋划被仇士良的亲信察觉，被抢先一步杀死。
开成五年（840年）八月二十日，圆仁到达灞桥。灞水和浐（chǎn）水从终南山发源汇入渭河，向北流去，渭水清，泾水浊，所以“泾渭分明”。夕阳沉入宽阔的河水，长安城遥遥在望。曾经辉煌的唐王朝，此时也如同一轮将沉未沉的落日，摇摇晃晃挂在渭水上。
几乎同时，五十三岁的李德裕从扬州被调回京城，做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终于又做了宰相。武宗很喜欢李德裕，他们要一起做一些大事。在这场君臣两欢的遇合里，他们把“筹钱”作为第一重要的论题。在已经被前代皇帝们几乎竭泽而渔的各项生钱之道以外，武宗和他的宰相找到了一个富矿——佛寺和僧侣。
五
二十多年前的元和十四年（819年），李德裕还年轻，在京城做监察御史。这年城里发生了大事：凤翔法门寺开护国真身塔，展示塔中收藏的释迦牟尼指骨舍利。唐宪宗李纯的身体不太好，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忽然迷恋上求神炼丹，性情越发暴躁。身边的宦官讨好他：“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
十四年针对藩镇的战争给了宪宗一个“中兴之主”的好名声。它带来的，除了自尊心的满足，还有更连绵不断的焦灼。宪宗才四十出头，他依然维持着强硬的治国方针——国家必须恢复到安史之乱前的局面，中央对藩镇的分裂行为绝不姑息。但他心里明白，藩镇的臣服取决于他有多少军队去讨伐，有多少好处去安抚，这都需要钱。而他终于病下来，水里拖稻草一般沉重的国政让他过早感受到了老年人般的无力。
他半截身子陷进泥潭了，忽然一截许愿成真的释迦牟尼手指送了上来，他没有不抓住的道理。这截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被隆重地从法门寺迎进长安，一路送进了大明宫，而后又巡行长安城各大寺院，王公士民瞻奉施舍，唯恐轮不到自己，甚至有燃香臂顶的供奉人。
武宗皇帝李瀍这年五岁。他亲眼见到大明宫里檀香烟气缭绕，鎏金银的鸟雀团花纹秘色瓷碗，金丝锦帐，紫红绣金拜垫，色如寒水的琉璃。供奉佛骨舍利的长生殿在年幼的李瀍眼里是口耳相传的西方极乐世界最具体的显现。
但他很快长大了。他的祖宗皇帝们越到年老，越迷恋求神拜佛，虔诚的供养背后是他的祖辈们对自己事业与人生越深重的无可奈何。
武宗往前五代祖唐代宗原是不信佛的。安史之乱中，日后的代宗皇帝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收复长安、洛阳。那时候他艰难却坚定地站在一地废墟前，预备肩负一个庞大的国家。但这责任的重量很快变得超出想象。代宗登基，吐蕃入侵，一路打到长安，没有救兵的代宗只能再次出逃。这时有人告诉他：你要信佛，《仁王经》可以退敌。从此，代宗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在大明宫内道场讽呗斋薰，翻译佛经，供养僧侣，持续了十四年。
代宗的儿子德宗皇帝刚一即位，立刻撤掉宫内道场。他想着开源节流，改革税制，筹钱。但很快，兵乱、外患频繁上演，疲惫的德宗与他父亲一样走上了求神拜佛的老路，大明宫内重开内道场。武宗的大哥敬宗皇帝即位之后，先求神拜佛，再加倍玩乐。半夜里在大明宫里打狐狸，打不到就打宦官，最后被宦官合谋害死。
大明宫内道场与天下佛寺被皇帝们的恐惧与失望养大，日渐膨胀。京城长安寺庙林立，僧尼数万，寺院的资产不在国家税收之列，许多富豪人家为了逃避服役将田地、资产寄托在寺院，或者非法买卖僧侣的身份证——“度牒”。自从管理长安佛寺僧侣的两街功德使职由宦官兼领，做两街功德使职成了宦官里有功之臣才能做的“肥缺”，大量的贿赂与财富就此源源不断从寺院到了宦官手里。
铜钱是政府规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寺院里造佛像金身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铜、铁、金。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旭日初照，金碧辉煌。寺内有高十七米的观音铜像，耗费铜至少几十吨。宫内还经常出金、铜在长安城里的寺庙造等身佛像。铜流进寺庙越多，留在市场上就越少。当政府的铜储存量不够时，只能用铁、铅、锡等其他金属混合铜发行含铜量不够的劣币。于是铜钱的购买力不断下跌，通货膨胀时有发生。甚至还有人偷盗销毁钱币铸造佛像，无可奈何的朝廷对铸造佛像的行为屡有禁止，但总是不了了之。
宪宗皇帝迎佛骨的同时，一篇《论佛骨表》开始在京城文化圈里流传。作者韩愈对宪宗说：
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皇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zhuān xū）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kù）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汉明帝在位十八年。之后国家动乱，改朝换代频繁。宋、齐、梁、陈的皇帝都笃信佛教，那些皇帝在位时间尤其短。最迷恋佛教的皇帝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佛寺，最后被叛臣侯景软禁，活活饿死。
听说陛下您现在也准备迎佛骨入大内供养，我知道您不信佛，只为了祈福祥。不过百姓愚蠢，看您这么迷恋佛教一定会争相仿效，如果不加禁止，恐怕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
佛本来是夷狄人，与中国语言不通。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要是活着，来朝拜，您也不过是见一下，宴一下，赐一件衣服，把他客客气气送走。现在他都死了，枯朽之骨，凶秽不吉利，怎么能迎入宫禁？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无缘无故把这种朽秽之物迎进宫内，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我请求您还是把这截骨头烧了吧！
这篇暗示皇帝信佛早死的奏表在京城不胫而走，成了争相传诵的名文章。宪宗很生气，喊着要杀了韩愈。但他一向喜欢韩愈的文采，又有当时的宰相裴度求情，于是韩愈带着满朝崇拜钦佩的眼神被远贬潮州。他在被贬路上依然反复回味自己这封尖锐奏表发酵出的戏剧效果。他写了诗，想象自己因为这篇精彩的文章被贬的结局是客死他乡——浪漫又悲壮：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不巧，他被贬潮州的下一年宪宗就死了，韩愈对自己未来的悲壮预言一件也没有成真。他很快被召回长安，在崇拜者敬畏的目光里，又找到了新的咒骂对象。
李德裕并不喜欢韩愈。实际上，李德裕不喜欢所有出身贫寒靠考试得官的第一代。他有一个曾经做过宰相的父亲，他宁愿给父亲做秘书也不肯与这些家里没有背景的人一起参加进士考试。
但是，在限制佛教，尤其是限制皇家继续赞助佛寺与僧团的扩张这点上，韩愈说到了武宗皇帝的心里：一切不是源出中国的宗教，都应该禁绝。而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可以成为从寺院里掏出钱来的最佳突破口。
武宗自以为有超越前代的勇气，别人不敢触碰的寺院佛像，他敢——比起佛教，武宗更相信道教。他十分信任太清宫道士赵归真。赵归真在皇帝面前谈论起佛教与道教的不同：佛教的涅槃还是死，但道教叫人服食仙丹而后羽化成仙，是长生。成仙，是广列神府，利益无疆。有尊严，有财富，有武宗和他的哥哥文宗在人间应该得到却不能得到的一切。
在他毁灭佛寺与僧尼之前，先要解决左街功德使，向来喜欢做寺院僧侣保护伞的仇士良。
六
李德裕被调入长安做宰相的这个秋天，曾经困在他治下的扬州久久等待一张通行公验的日本僧人圆仁终于在长安城里迎来了自己的好运气。左街功德使仇士良不仅是热情的佛教徒，还身兼数职，是长安城里最有权势的人。理所应当地，左街功德巡院大方地准许了圆仁的居留申请，并把他安排在资圣寺。资圣寺靠近东市与皇城，在长安的中心地带，去哪里都方便。
圆仁因为这忽然到来的好运惊喜异常。向长安七大寺的高僧大德们学习研讨的未来就这样轻易地展现在他面前。得到居留许可的那个夜里，心情难平的圆仁向毗沙门[毗沙门：毗沙门天王即四大天王中的多闻天王。]求告，乞求他能够保佑他在长安城里求法的旅途。
左街功德巡院对圆仁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圆仁得到准许在长安城里自由行动，拜访寺院，到晚上回到资圣寺住宿即可。日常吃青菜和粥的圆仁在长安吃到了饺子、水果，甚至皇帝御赐的胡饼。
开成六年（841年）正月，唐武宗改元。这年正月，皇帝命左右街共七间寺院开俗讲，圆仁参加了《法华经》的俗讲。稍晚，在长安的四颗佛牙舍利也在过年期间由供奉的寺院展出。圆仁也随着瞻仰佛牙舍利的人群登上荐福寺院内小雁塔，塔下有源源不断的供养人献上百种药食、珍妙花果、精贵香料，绕塔巡行，供奉佛牙。
他在大慈恩寺接受了师父最澄和尚一心想要学会的密教仪式：传法灌顶。接受过灌顶的圆仁心情开朗，登上大慈恩寺有名的大雁塔，槐树与杨树高大枝干间佛塔金顶熠熠发光。他在大慈恩寺以及其他著名的寺院搜集抄写到几千卷最新翻译的经文，临摹了无数珍贵的壁画与曼荼罗。
会昌元年（841年）四月九日，抄经归来的圆仁碰见了迎接仇士良的德政碑进城的马队。石碑上镌刻着仇士良的功名德政、丰功伟绩，由左神策军出动军马护卫从大安国寺抬进大明宫望仙门。仪式热闹而隆重。圆仁站在街边，看着佛教热情的赞助人仇士良受到皇家如此礼遇，对未来更充满无限光明的设想。
圆仁特别在日记里写下，唐武宗也出席了仪式。皇帝站在望仙门神策军修葺好的城楼上望着簇拥仇士良丰功伟绩的军马热热闹闹从楼下行过。皇帝脸上平静如水。只有后代的史官明白，皇帝此时正极力忍耐着内心混杂着的恐惧、厌恶和仇恨，他在耐心等待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彻底扳倒仇士良。
会昌元年（841年）的冬天，大雪下了一日一夜，树木摧折。
七
城里气氛的变化似乎有迹可循，但针对佛教与僧人，却从回纥的又一次入侵开始。回纥的国教是摩尼教。因为回纥人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安史之乱后长安城出现许多摩尼教寺院和僧侣。现在，武宗皇帝决定不再容忍。他要去除一切不是源出中国的宗教。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回纥军兵入侵唐境，皇帝下敕杀死长安城里数百名回纥居民，在州府的回纥人比照处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回纥灭国，武宗下诏废除了所有摩尼寺，寺院庄宅、钱物，全部没收充公。四月中旬，皇帝再次下敕，命令杀死天下摩尼僧。杀摩尼僧的方式却很诡异：剃发，套上袈裟，假装成佛教僧侣的样子杀掉。
对摩尼教开刀只是皇帝计划里消灭佛教的一个步骤。在杀死回纥人和摩尼教徒几乎同时，会昌二年（842年）的三月，李德裕向皇帝奏报，长安城里的外地客僧太多，应该让他们回到户籍地。皇帝立刻下敕，驱逐籍贯不在长安的客僧。圆仁也在此列。几乎同时，圆仁收到了押衙知巡的公文，城里保外客僧[保外客僧：唐代平民每三年编一次户口，身份在寺院的僧尼也需要登记俗家姓名、籍贯、所在寺院人数、修习的经业等内容。僧尼的户口编造成“僧尼籍帐”抄写两份，一份留在所在州县，一份报给中央。“保外客僧”无当地僧籍。（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一律遣发出寺。
圆仁有些不安，向仇士良求助。仇士良安慰了圆仁，再三表示这次驱逐跟他们没有关系，让他们依然住在资圣寺，一切照旧。仇士良的安慰没有太大效用。五月二十六日，圆仁再次收到查户口的要求，要他报告从哪国来，什么时候进城，在城里资圣寺住了几年，平时都做点什么。
到十月，更大规模的打击随着一道敕书下发：天下所有僧尼会巫术、练禁气、有文身，或者在寺院外养有妻小不戒修行的，全部勒令还俗。僧尼的财产田庄，一律收归国有。如果还俗，则财产田庄依然归私有，不过要按照两税法纳税，服徭役。管理僧尼的两街功德使向各寺庙发帖：命令长闭寺门，不准放出僧尼。这年晚一些皇帝又一次下敕，规定天下僧尼的数量配额，不准私自削发剃度。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一日，百般不情愿的功德使在皇帝的压力下又向各寺发公文：督促去年十月敕下的僧尼还俗工作。会昌三年正月，左右街没有像往年一样挤满善男信女围观高台上和尚们绘声绘色的俗讲。正月里，左街被迫还俗僧尼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还俗僧尼二千二百五十九人。
作为一个外国客僧，圆仁惴惴不安。好像知道他的心思，月底仇士良召见了青龙寺南天竺僧人，兴善寺北天竺僧，各寺新罗、天竺僧人，狮子国（斯里兰卡）僧人，还有圆仁一行三人，请他们去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又是一番安慰。
圆仁稍稍放下心来。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加仇士良观军容使，知天下军事。仇士良位高权重，有他的庇佑，他们至少还是安全的。但时局的变化超过他的想象。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仇士良辞官回家。他已经辞官两次，皇帝却没有允许。这一次，皇帝的允许像是他已经做好准备除去仇士良的信号：当日，仇士良曾经的职位立刻被人接替。六月二十三日，仇士良去世，皇帝敕送孝衣。两天之后，皇帝再次下敕，斩杀仇士良身边的亲信、家人甚至男女奴婢。
目睹了这场杀戮的圆仁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怀疑。
八
圆仁的预感很快得到了验证。宫里长生殿常年供奉佛像，惯例，每天抽调长安城左右街各寺僧侣轮流进宫念经，日夜不绝。很快，长生殿的佛像与供奉被拆毁焚烧。
惯例，每年皇帝的生日都会在麟德殿宴请僧人与道士。在宴会上，僧人讲经，道士讲道，不同宗教彼此切磋。皇帝会向进宫的道士与僧侣赐下表示尊重与地位的紫衣。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道士与僧人一道入大内辩论，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会昌二年（842年）六月，武宗的生日，道士与僧人再次入大内辩论，依然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
会昌三年（843年）皇帝的生日，迟钝的太子詹事韦宗卿按照惯例进献了自己为佛经作的注疏《涅槃经疏》和《大圆伊字镜略》，获得了皇帝一顿大骂：韦宗卿一个朝廷大臣，本该好好学习儒家经典，却沉溺邪说，到处传播妖风。皇帝在斥责韦宗卿的敕书里几乎引用了韩愈二十四年前一样的逻辑：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子是中土圣人，经闻利益之言。韦宗卿是儒生，衣冠望族，不能宣扬孔教，反而沉溺浮屠，妄撰胡书。现在聚集妖惑，胡言乱语，位列朝班，应该自愧。皇帝甚至还让中书门下官员去韦宗卿家里把他的草稿和原本追索焚烧，不得传播。
皇帝的生日宴是一颗投向湖面的石子，皇帝对佛教的仇视如涟漪漫开，最先波及的就是京城的寺院。刚开始不允许僧人午后出寺院，后来不允许僧人在别寺借宿，不允许僧人犯钟声。限制寺院和僧人的命令如同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皇帝再次下敕：不许供养佛牙。五台山、终南山五台寺、凤翔法门寺等供养着佛指舍利的寺院，不许制供，不许巡礼。有人送钱，打二十板，寺院里敢收一枚铜钱，同样打二十板。如果有敢就此劝谏的朝臣，诛身灭族。
依然滞留长安城的圆仁成了一个囚徒：他现在不能回国，也不能出资圣寺。形同囚禁的日常并不能阻止他时刻关注着长安城里瞬息万变的风向，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外国僧人，他以记下民间广泛流传的“都市传说”，来表达对皇帝的不满：会昌四年（844年）八月，唐宪宗皇后郭太后莫名去世。这位老太太在圆仁眼里信佛法，有道心。每当皇帝要对僧尼下手都会力谏。长安城里流传着一条关于郭太后死因的小道消息，圆仁深信不疑地记了下来：文宗的生母、穆宗的皇后萧氏美貌，武宗继位之后觊觎这位庶母的美貌，想要纳她为妃。郭太后不许。于是武宗拿起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弓，一箭射杀郭太后。
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初，武宗与李德裕的计划进行到了关键步骤：逼迫宦官交出神策军军权。下敕向左右军中尉索要神策军军印。左右军拒绝交印。皇帝再三下敕，最后说，这是把军印放在中书门下，由宰相监管，有需要用时由宰相与诸将协商。左军中尉这才交印，但右军中尉依然摁住不交。流言在京城流传，禁闭中的圆仁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右军中尉上奏说：当年我们迎接军印，是带着兵迎接的，现在要交，我们也要带着兵交。京城里的好事者眉飞色舞地传播着这条小道消息，并心领神会地加以解释：右军中尉的意思是：如果您真的要夺回军印，我们就只好兵戎相见了！神策军中有不少忠诚的佛教徒，圆仁在“囚禁”中听到这则小道消息，爽快地把武宗的失败写进日记：“人君怕，且纵不索。”——由着右军中尉去了。
苦中作乐的小道消息并不能缓解圆仁的困境。一道又一道严苛的敕令不断下发，为了离开长安城回国，圆仁终于积极奔走起来。
九
会昌五年（845年）五月，圆仁担心已久的敕令下发：要求外国僧人还俗。不遵从还俗敕令的，当即决杀。为了离开长安，圆仁同意还俗。一向对僧尼佛寺十分照顾的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暗中帮圆仁搞到一张离开长安的通关文牒。五月十四日，圆仁将要离开这座他生活了五年的都市。头发已经长出了一些，他戴上一顶毡帽，穿着平民的褐衫，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旅客。
圆仁心情忐忑，时刻担心着身后牵着的三头驴。驴背上的箱笼里有他在唐土七年所有珍贵的收藏：四笼经文与画像。从开成三年（838年）到达扬州起，圆仁把日本朝廷与唐土朋友们接济的金钱全部用在了购买和抄写经书、描绘大师像与曼荼罗上。除此之外，还有白居易与杜甫的诗篇。但城里剿灭佛教的禁令严厉，圆仁时刻担心一路上收集的经文与在佛寺临写的画像能否在重重关卡的检查下安然离开长安。
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时候，依然有一些朋友前来相送。大理寺卿杨敬之为他写了几封信，托他在洛阳的朋友照顾圆仁。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为他置办了毡帽，绫布，檀香，一双软鞋，一些钱和一卷银字《金刚经》等许多礼物。临行，李元佐请求他留下袈裟，他将每日烧香供奉。
还有一首专门写给他的诗，来自他的一个朋友，诗僧栖白和尚：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ráo）。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送圆仁三藏归本国》
归心似箭的圆仁走水路，经过洛阳、郑州、汴州、泗州，回到扬州。会昌六年（846年）四月，武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扬州。不久，新皇帝登基，严厉的灭佛政策随着皇帝的去世一起松动，被禁锢的佛教活动又昌盛起来。圆仁终于可以重新公开他和尚的身份。
圆仁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经过楚州、海州，最后回到登州赤山，他巡礼中国的旅程真正开始的地方。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圆仁登船回到日本博多。返国这年，圆仁五十四岁，后十七年，圆仁在日本国传法，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慈觉大师”。
武宗在位七年，他的年号“会昌”因为发生在这六年中的残酷的对僧尼寺院的迫害而成为后世最屡屡提起的名字。武宗的死因与他的爷爷宪宗一样成谜：服食丹药，喜怒失常，甚至神志不清，口不能言。死前连宰相李德裕想见他，也被宦官拦在门外。他并没有比自己的前辈们更加坚强。
会昌年间，天下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按两税法交税。“会昌毁佛”之后，国家的户口增加了一倍多，成为日后收税的税基。寺院和僧侣中有武艺、有医术、有建筑机械手艺的僧侣多半被派上了会昌三年至四年间征讨回纥与藩镇叛乱的战场。从寺院缴获的铜像与钟锣被命令用来铸钱，但是铸造成本极高，每铸造一千文钱所耗费的人力物料与运输成本就有七百五十文左右。
从佛教寺院挤压出的土地、财富与人口并没有能够改变李唐王朝沉没的轨迹。武宗之后继位的宣宗晚年落入了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的怪圈：求神炼丹，中毒而死。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侍中崔胤借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之力把宦官手上的左右神策军、监军和参与枢密政治的权力一切罢停，杀死宦官数百人。朝官与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终于以朝官的胜利告终。但惨胜如败，胜利的代价是南方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与民变。
昭宗解决了宦官，却让藩镇渔翁得利，朱全忠从此再也不受控制，伸出了终结李唐王朝的那只手，不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梁”。
时间是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