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东商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时，有人向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题，因此在20公里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员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一向有着坦率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作风，他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员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
在广东的会议上，当地干部还抱怨外汇短缺，而外汇是引进外国技术和保证建设项目的前提。邓小平支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赚取外汇，可以成立两个农产品加工中心（一个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后来成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个在靠近澳门的珠海），加工新鲜果蔬输往香港。他知道当地的农产品剩余有限，他说，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他还说，广东可以建一些现代化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以赚取更多外汇。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想恢复当地的手工业，但邓小平没有提到出口工业产品的前景；那时几乎还没有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也还看不到允许外国公司来建厂的可能。外国投资仍不被允许。
邓小平广东之行后，北京对发展广东的兴趣高涨起来。随着政府开始考虑购买外国技术，官员们更加关注外汇短缺的问题。知情的计划干部知道，由于没有找到新油田，他们想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口高价石油的希望已经破灭。从1978年4月10日到5月6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国货物和机器运进来，经当地劳动力加工后再运出去。
1978年4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作准备。习仲勋离京之前，热心于家乡发展的广东人叶帅对习仲勋说，要想得到海内外广东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给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义指责而蒙冤的干部平反。1978年底习仲勋已取代韦国清将军成为省委第一书记，按叶帅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同时杨尚昆也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帮助习仲勋制定广东省的改革计划。杨尚昆和习仲勋合作愉快，与习一起为建立出口加工区作准备，并担任邓小平的联络员。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到任之前仍处在政治乌云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袭了当时搞阶级斗争的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11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作出检讨，向那个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从那时起，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的人，为改善当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习仲勋原籍陕西，但1989年退休后他选择了住在广东。他的儿子习近平生于1953年，在2007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对习仲勋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习仲勋在1978年12月开完三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年1月6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正式批准。邓小平在1977年11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作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担任这个新职务后数次前往广东，协助习仲勋等地方干部为广东得到的特殊地位作准备。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
1979年1月31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个项目找一个地点已有多年，无奈香港人多地少，于是他建议将地址选在宝安县中位于深圳最西边的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为广东创新释放出的一个完美的探测气球。拆旧船无须建设新工厂，可以立刻上马。更重要的是，袁庚的公司名义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资历。他是宝安县（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深圳）人，国共内战时在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里打过游击。1949年后他任职于北京的中联部，后又去交通部主持国际联络工作。香港招商局原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后被共产党接管，隶属于交通部，在香港有独立的分公司，袁庚担任负责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报给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长曾生也是宝安县人，抗战期间就是袁庚在游击队里的上级，后又在交通部担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块小地方，李先念却给了他一块大得多的地皮，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于拆旧船。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外资”方式，但仍然是一个突破，它为其他外国公司在大陆获准成立企业敞开了大门。国家的计划干部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给广东这么多自由会干扰国家的整体计划，不过广东干部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他们无法吸引外国公司来建厂。
1979年4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答复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
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广东的方案于1979年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按邓小平的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四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象这一系列安排能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七个月内即告完成。
邓小平的试验及其反对者
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搜集八十多个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的有关数据。这些国家设立的加工区旨在绕开繁琐的进出口规章，输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后再将其出口，不必经过一般的正规进出口程序。在中国，直到1978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从1979开始，广东毗邻香港的地区实际上变成了加工区。
但是，邓小平不仅把广东和福建的特区看成出口加工区，他还有更大的考虑。他要建设的是工业、商业、农业、畜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完备的综合性大都市。这些特区可以对各种办事方式进行灵活的试验。现代管理制度不但能改善中国的企业，而且可以为党政机关所用，使之变得更有效率。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第41号文件说，四个特区将“实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经济特区将主要受市场调节”。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有的智慧。例如，在四川、江苏、浙江就尝试过工业管理方面的改革。但是邓小平允许在广东和福建的外国企业使用自己的人工和管理制度，这种试验远远超出了其他地方的尝试。蛇口进行的投票选举试验，大大早于其他地方的村民选举。广东比任何地方更合适做实验室。邓小平鼓励经济特区进行市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验。由于广东处在风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对者攻击的目标，他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会卷土重来，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受到破坏。广东也成了那些反对资源流向沿海地区的内地省份的批评对象。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即便是那些对外国“帝国主义者”没什么记忆而只是从党的宣传中有所耳闻的年轻干部，对财大气粗的外国资本家可能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紧张。为何中国在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30年以后，现在又要把帝国主义者请回来？国营和集体企业的领导知道，中国的企业在1930年代如何被外国企业的扩张挤垮，他们害怕中国的企业难以与资金雄厚、更加现代化的外国企业竞争。干部们担心，在国际贸易中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家会暗藏祸心，利用国际法律设下圈套，在中国取得垄断权。邓小平以十分谨慎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他的理念。他和别人一起批评对外国制度亦步亦趋的人。他小心地不提外国文化更加优越，只说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向外国文化学习：中国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管理”。但是，对“现代管理”的学习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可以广泛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而又不会惹恼那些坚信中国文化或“中国精神”更优越的爱国主义者。
开放广东、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决定，很快导致了工业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大批转移。从1966年到1975年，遵照毛泽东要避免边境附近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政策，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被用于“三线建设”，货物和人员都去了基础设施很差的边远地区。但是在1979年2、3月对越战争之后，邓小平认为外来攻击的危险已大为减少。中国的计划干部也明白，在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方面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那里交通便利，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拥有大批专家和较低的成本。1979年广东的出口仅占全国出口的12%，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出口的增长，中国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来自广东。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他宣布，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以后也要帮助其他地区致富。
北京那些试图维持细致有序的计划体制的干部力求控制广东的货物进出，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广东的灵活政策造成的梦魇。广东从国外赚到了更多的钱，可以高价购买货物，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计划所必需的物资转运到广东。据估计，给予广东和福建灵活政策的决策至少涉及64家中央政府的单位。在指导各地的计划与广东相互协调的干部中，有来自国家计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建委和物资部的人。广东的干部在1979年说服了北京的领导，广东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协议不必事先交北京审批，尽管仍要报送中央。但运往广东的国有物资数量增长并不需要北京有关部委批准。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计算不同的税种变得极为复杂，于是北京同意广东每年将税收一次性上缴国库。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3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邓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风，接受改变名称以避免争论，但其实他还是要继续闯下去的，他并没有阻止广东继续进行广泛的试验。
中国的南大门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30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港，因此1949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1978年以前一直限制它们的工商业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有帮助。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访日时曾说，他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的。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北京希望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前来投资，但更想得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港、澳、台的“同胞”的投资。当时，不把台湾计算在内，官方估计在中国大陆以外大约有820万祖籍广东和500万祖籍福建的华侨。两省在寻找投资时，这些人是争取资金的首选目标，虽然也欢迎其他来源的投资。1978年后回国的人大多数都是通过“南大门”返回他们在广东和福建的故乡。当时台湾和大陆还没有直接贸易，还要再等将近十年，台湾才允许居民去大陆旅行。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1948年中共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1949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建立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业。到1960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在1970年代末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当年苏联绝对稀缺的东西——它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着手改革的最初几年，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大门只打开了一部分。进出这道大门并不总是很顺利。边境检查仍在继续，中国居民多年来很难得到出入境签证。很多非法逃港的人、或边境另一边有亲属在共产党统治下受过罪的，也根本不想再跨过那道边境之门。1949年以后，内地和三十年来急速发展的香港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弥合起来并非易事。19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谈之间会把边境另一边的内地人称为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乡巴佬。广东人和福建人见到来自香港的亲属或同乡，会忌恨他们派头十足、财大气粗，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亲戚仍在受穷受苦。即使是大陆官员，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仅在温饱之上，他们看到衣着光鲜、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带着一班干练的人马，拥有现代技术和全球关系网，也不免满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业家热心于帮助家乡，利用中国这个几乎无限广大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滚滚洪流。
在邓小平时代，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官员，从香港这个大都会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通过日益开放的电视、报纸和个人交往，通过他们在广东开办的工厂、饭店、餐馆和商店。在1980年代初的广东街道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消失了，到1992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
从1978年到1980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新华社、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工会、“爱国学校”和“爱国”商人——是大陆官员了解香港形势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到1983年邓小平开始接见更多的香港商业领袖——如船王包玉刚——时，代表大陆的那个小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作为联络员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组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繁荣期掌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去中国时，通常都会取道香港，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飞往其他目的地。动身前往大陆之前，他们会向香港商人了解情况，而后者有时会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或在中国大陆的代表。外国人受到本国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贿，便通过受限制较少的香港代理人为自己在广东的生意铺路。台湾商人由于其政府在1980年代初禁止与大陆通商，也通过香港的合作伙伴与内地做生意。邓小平开放连接广东和香港的“南大门”的试验，使这里成了外来投资、技术、管理技能、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的最重要通道。
中国到1980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1978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是通行于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1980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了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香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也在继续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与全国的合作伙伴交往，于是他们也开始学说普通话。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反映着从地区性试验逐渐变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
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1978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1978年时广东没有一家拥有现代生产线的工厂。三十年后来到广东南部的人，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世界级饭店、高速公路和滚滚车流。
从广州到香港之间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生了巨变。在1980年代，这个地区的村镇（过去的生产队或公社）迎来了一些小制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厂，他们先是来自香港，后来是台湾等地。到1980年代末时，从香港到广州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两旁的工厂已经连成一片。1979年时毗邻香港的深圳只是一个有两万居民的小镇，二十年后的深圳市则已经扩展到了周边农村地区，人口接近一千万，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到1992年邓小平退休时，估计有一亿人次涌入广东的沿海地区，其中不少人后来又返回家乡，但也有数千万人留在了那里。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经济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邓小平退出后，就像全国人民感谢邓小平搞了改革开放一样，广东人也感谢任仲夷的大胆领导。多年以后胡锦涛视察广东时，曾专程去看望已退休20年的任仲夷，向他表达敬意（关于任仲夷，请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根据1982年1月的一份文件，涉及3，000万元以上的轻工业项目和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项目，广东必须报送北京批准。由于突破额度而受到北京指责时，任仲夷会巧妙地规避，说那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恰好相互关联的若干个项目，而每个项目都在上限以内。任仲夷的部下喜欢他为广东发展与制度斡旋的热忱，以及他敢于为他们撑腰的勇气。其实任仲夷自己就曾说过，他在广东的任务是作一个变压器，电流（广东的政策资源）来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当地需要。广东干部的说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得到任命的省级领导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领导层的接见，但任仲夷和省长梁灵光却应邀与邓小平单独见了面，此外还去拜会了华国锋、万里、陈云和叶帅。邓小平与他们见面时说，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探索一条出路。邓小平了解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造成的强烈情绪，关于如何对待这个过去遗留的问题，他向任仲夷和梁灵光说了自己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不谈过去，但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纠缠于小事。邓小平说，只要在新的岗位上拿出适宜的政策，工作就能顺利进行。邓小平还表示，他希望广东和福建的干部能够用自己的经验为其他地方提供指导。万里在会见他们时则大胆地说，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适合地方的情况，他们就应当做符合当地需要的事。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他作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即使没有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干部们也感到难以勾画出一幅全新的路线图。例如，在研究建设广深公路时，他们担心预算有限，也无法想象汽车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便错误地采取了谨慎策略，决定建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结果没过十年就被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所取代。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也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最初，他们不知道如何确定税收减免的合理数字、需要多少地方基础设施、应当如何进行计价，以及哪些当地产品在国外有市场，因此犯了很多错误。还有些当地人办事拖沓，甚至欺骗境外投资者。此外，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前于相关管理规章的颁布，结果新规章并不总是奏效。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而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噩梦——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试验的教益
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发现，为了吸引外资设厂，必须建立“一站式”的决策中心。早期的外来投资者为了安排电力、运输、建材和劳动力，拿到各种批文，必须跟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道，这让他们不胜其烦。到了1980年代中期，最能吸引外来公司的地区都是那些对政府机构进行重组、将决策集中的地方，这使地方官员在一个办公地点就可以作出所有关键决策。
在如何向外来投资者收费方面，人们也获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最初，地方政府对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成本几乎一无所知，一开始索取的费用往往不是远远高于、就是大大低于国际标准。过了几年后，他们对海外市场的价格找到了感觉，开始定出更为适当的价格。由于前来打工的劳动力数量几近无限，劳动力成本仍然大大低于多数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此外，为争取投资而相互竞争的地方干部早就发现，如果不让外来投资者得到他们认为合理的投资回报，他们就会另寻他处。最初，干部们听说运到海外的产品能卖高价，于是也向外国人开高价，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让中国劳动力受外国资本家剥削。但是渐渐地，中国官员开始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认识到即使工人所得比在海外销售产品的商人少得多，对政府和工人仍然有利。
做到信誉牢靠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地方干部认识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伙伴，使其扩大投资，就必须讲求信誉。外国投资者希望确保在出现问题时可得到公正解决，中国的干部便以签订协议、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干部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这其实并不奇怪，如果外国投资者感到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靠得住，能在早期野蛮的、不讲章法的中国市场上解决不可预期的问题，必要时还能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创造性，他们当然愿意继续投资。在外资公司工作的当地经理也学会了按时完成任务是多么重要，学会了如何有效管理多重任务。还有一些管理人员学会了现代会计制度——如何编制进度表、如何计算成本、如何使用计算器和后来的计算器。
香港的建筑师和建筑公司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建筑业的繁荣期掌握了建造摩天大楼的技术，他们也开始向广东的合作伙伴传授如何在内地组织和管理这类项目。他们还同时带来了现代建筑设备，并教当地工人如何操作。
消费服务业是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的另一个领域。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之前，国营商店只卖品种单一的必需品。商店的营业员对顾客十分冷淡，他们公开表示既然报酬少得可怜，他们不想傻乎乎地卖力。香港商人经营的广东第一家现代饭店——白天鹅宾馆开张时，为了做好生意，从香港带来了营销经理和服务人员，由他们传授饭店的清洁保养、有效组织以及如何满足顾客的愿望。饭店的餐厅立刻引来大批消费者，另一些餐馆为了与之竞争，也开始提供不相上下的服务。
来广东的工厂和商店打工的农村人，很快就学会了守时以及如何在工作中与他人协作。拿计件工资的人学会了如何在给玩具填充海绵或为各种消费品安装零件时提高效率。他们养成了洗手和其他卫生习惯。他们平生头一次跟来自天南海北的工友一起工作，这也使他们的眼界变得更为开阔。他们学会了现代技术和流行时尚，这些知识很多来自于他们生产的那些先是为出口、后来又转而内销的电子产品和服装。温饱有了保障后，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和空调。姑娘们追逐香港的时尚，学会了如何使用化妆品，如何梳理新发型。通过给家人写信、或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返乡，这些农民工成了当地另一些向往现代生活方式的人效法的样板。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新力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不如这样说，在广东，不到十年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的中共组织，已经变成了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党维持着全面的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给予广东和福建的特殊政策、特区所特有的自由空间，使这些地方成了培养人才的孵化器，这些人才将在大都市的现代工厂、商店和办公室有出色的表现。从这些企业学到的知识，很快就从广东扩散到了其他地区。
先行者面对保守政治逆风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一经开始，两省的干部就不断感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虽然被赋予了向前闯的责任，但处在前途未卜的环境中，他们需要富有想象力地在无章可循的条件下完成任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担忧变革的保守派的批评。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也“不例外”。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为鼓励外国公司前来办厂，应当给它们多少减免税优惠？如果允许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是否也应当允许它生产其他没有得到批准的产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内销？
由于在公私利益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可能会诱使当时仍然很穷的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请？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红包？能否用公司的车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学？包括香港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广东设厂可以得到激励，可是谁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广东人为了得到税收优惠而成立的“假洋鬼子”公司呢？保守派的干部总是伺机阻挠“去计划经济”的做法，压制改革派与外企合作的热情，他们要找到可供批评的行为也并非难事。
其他地方的干部怀着忌妒心，也在寻机批评广东干部的做法。有人向北京抱怨说，他们本省同样迫切需要的物资，却必须送给广东和福建。有些嫉妒的干部想方设法拖延对广东的供应，乃至广东为确保国家调拨给它的煤炭能够到位，不得不向各转运中心派出数百名干部，以确保计划用煤已经装车。
一些北京高官对党纪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坏已有认识，他们对赚钱机会可能会进一步侵蚀党的纪律更是深感忧虑。若要严明党纪，还有比批评广东和福建一些先行者更好的办法吗？陈云一向对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维护党纪极为关注，于是一些有同样担忧的人便拥他为后台。与此同时，广东的干部则认为他始终是个让他们头痛的人。几乎所有高干都去过特区至少一次，并对特区的成就予以表扬，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不去。陈云每年都去南方过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总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广东。
陈云在1981年12月22日的讲话中承认，“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着说，“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十天以后，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有四个特区就够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区了。一个月后他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还担心特区设边界线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尤其反对特区单独发行货币，因为担心特区货币会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从而削弱人民币的地位。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中纪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干部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1980年1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提供支持。几个月后他从一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中得知，对超额完成指标的职工给予奖励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员的阻挠，便对谷牧作出批示，要确保蛇口能够自由开展工作。当他看到另一份报告说北京官员阻碍蛇口的道路建设时，再次向谷牧作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门的干预。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随着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陈云与维护特区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升温。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陈云和胡耀邦避免分歧公开化，但是当1982年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广东省委、经委和纪检委的高层干部都是由北京任命，次一级的省干部则由省里的领导任命。北京的官员担心下面串通一气封锁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级干部都须向中央汇报有关省级领导人的情况，包括负面情况。这些广东干部虽是奉命行事，却被当地同事称为“打小报告的”。
广东的两个干部，王全国和薛光军，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职责上说，都有理由让北京的计划派充分了解广东的问题。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按照常规，当选省长的人应是像王这样的中央委员，但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副省长刘田夫。1981年广东开会贯彻陈云的调整政策时，王全国给北京写信说，任仲夷在会上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求，不提陈云关于紧缩的讲话。
广东省委委员薛光军也向北京汇报了广东的腐败问题。延安时期薛就在中央组织部陈云手下工作，内战时期在东北也是陈云部下。薛直接联系陈云，向陈云投诉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走私、贿赂和腐败问题正愈演愈烈，广东的干部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控制这种局面。建设新工厂的工作已经开始，但与此同时广东仍苦于财政短缺，外汇不足。北京抱怨广东对外汇和关税的征缴管得太松，广东则抱怨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煤炭，北京没有建设足够的运输设施以满足它在三中全会之后日益增长的需求。
1980年10月任仲夷到任广东时，正值陈云在大力推行调整政策，减少新建项目，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广东为吸引外资而扩大基础设施的努力，难免会加剧原材料紧张，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尽管任仲夷从个人角度十分尊重陈云，内战时期他也在东北做过陈的部下，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广东的第一职责是吸引外资，为广东的快速发展作贡献。
“二进宫”
1981年底，北京官员对广东和福建经济犯罪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为了平息陈云对广东走私和牟取暴利状况的不满，邓小平在1981年12月采取了守势。他给胡耀邦作出书面指示说，北京要派一个小组去广东查清情况，并警醒全体党员注意有关问题。1982年1月5日，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其领导的中纪委下发；作为响应，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邓小平的试验遇到了压力。他决定冬天——1982年1月20日至2月9日——去广东度假。他说自己是去广东休息的，既不想听报告，也不想谈工作。其实他还是用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任仲夷对广东、尤其是深圳和珠海的真实情况的汇报。邓小平对任仲夷说，他认为中央在这些地方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广东也认为正确，就把它落实好”。尽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及其与任仲夷的见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试验，但他没有用公开支持任仲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邓小平去广东时，在北京的陈云于1月25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计划干部叫去，提醒他们大跃进时期贪大求快造成的后果。他说，各省都想搞经济特区，如果允许这样做，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邓力群也进一步加大了批评经济特区的火力，他说，特区有可能变得像解放前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
当任仲夷和刘田夫奉召进京参加2月13日至15日由陈云主持的中纪委会议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地方官员把奉召进京称为“进宫”（指帝制时代地方官员进京接受训斥）。会议要求两人对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作出解释，并且警告他们改进工作。任仲夷按要求作了自我检讨。他还从广东带了68个人来京，意在表明广东干部在推动改革、严肃对待走私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有这么多广东干部在场，使陈云的批评任务变得复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任仲夷表示同情了。会上，另一些北京干部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甚至上纲上线，说广东正在出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正在从中渔利。胡乔木说，这种形势关系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这让广东的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离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请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问胡他回广东后该如何向广东的部下和工商业界传达北京的意见，他担心一旦把北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说法传达下去，很可能会窒息广东的经济活力。胡耀邦告诉他，传达什么不传达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任仲夷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北京对走私问题的担忧，但是他没有将北京的愤怒和盘托出，也没有提阶级斗争。他说他们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要加以改正，要终止不法活动。但他又说：“不要搞运动，也不要指责哪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牟利，但也要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任仲夷的部下十分感激，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不是任仲夷愿意承担责任，保护大家，广东的试验很可能出现大的倒退。
北京会议之后，陈云对胡耀邦说，他对广东的反应很不满意。于是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他们没有过关，还要再回来接受新一轮的批评。任仲夷问是否可以把刘田夫省长带上，胡耀邦说可以。中央书记处的办公会从2月23日开到25日，讨论任仲夷在控制走私、腐败和贿赂上的失误。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抵京后，在开会之前即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做了一次长谈。支持广东改革的胡和赵向任仲夷解释了对他们的批评。胡耀邦让任仲夷写一份新的检讨，任仲夷答应了。刘田夫对这份检查进行了修改，加大了自我批评的力度，任也接受了。
在“二进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会的党政干部比第一次还要多，批评也更加严厉。中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广东发生了咄咄怪事，广东的干部却见怪不怪。另一名干部说，广东的领导是在“放羊”。还有一名批评者说，反腐败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任仲夷作了深入检讨，但他和刘田夫也解释了广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当两人请求不要取消给广东的特殊政策时，赵紫阳和胡耀邦保证说，政策不会变，但广东必须更严厉地打击走私和腐败。
“二进宫”并没有使事情了结。北京的两次会议后，从4月到9月，谷牧用大部分时间在广东搞调查。中央纪委也派出一队人马，由一名老干部、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带队，在广东进一步调查了两个月之久。两个月后章蕴得出结论说，任仲夷等人确实为解决问题作了很大努力。
邓小平一直在阅读各种会议报告，但也一直避免公开表示支持广东和福建。不过，当他看过章蕴的报告，看到报告作出了实际上有利于广东的结论后，立刻把报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于1982年12月31日发出的第50号文件肯定了广东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文件还引用了陈云的结论：“特区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断总结经验，确保把特区办好。”邓小平没有动用个人权威就成功保住了试验。广东的干部们也长舒了一口气。
直到离职之前，任仲夷一直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但他继续推行改革，维持着快速增长的步伐。1985年任仲夷到了70岁的退休年龄。一般来说作出过类似贡献的地方干部会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还是光荣退休了。他获准保留自己的住房和各项特权。相比之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命运则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对福建晋江制售假药案负责。项南以其工作能力和致力于改革的精神在北京的改革派干部中享有盛誉，但他在1986年2月被撤职，还被迫写了五份有伤尊严的检讨，并受到中纪委的内部通报批评。尽管北京的保守派总想排挤任仲夷和项南，但他们在广东和福建实行的开创性政策不但仍在继续，而且扩大到了其他地方。
向14个沿海城市扩大试验：1984
在将广东和福建的政策推广至其他地区之前，邓小平一直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中纪委在1982年12月肯定了广东的努力后，对广东的敌意开始消散，这使邓小平得以在1983年6月说：“现在，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经济特区的很多好事情。”邓小平鼓励北京的干部亲自去深圳和珠海看一看，他知道一目了然的进步会令他们印象深刻。此时，党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普遍支持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而一度导致人们广泛支持陈云调整政策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消失。食品供应充足，经济发展迅速，财政不平衡的情况好转。1984年广东的出口额超过1，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238%。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了广东和福建，包括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三个——深圳、珠海和厦门，还视察了中山和顺德这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的县。他出行之前就对特区的发展持积极观点，但在他听取当地的报告、亲眼看过之前，仍然持慎重态度，不轻易表扬。深圳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工厂让他十分兴奋，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块大广告牌上的袁庚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视察完深圳和珠海回到广州后，他才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深圳，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楼林立，这一在1978年的中国前所未见的景观，使深圳已经具有了现代西方城市的风貌。
1984年时电视刚开始普及，数百万中国人得以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视察中所见的高大建筑和工厂。邓小平在视察广东和福建后宣布：“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外的人独资搞。”他说，宝钢二期工程今年就可以上马，不必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有关邓小平视察广东和福建的成功经验的报道，对当年晚些时候正式宣布开放沿海城市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决定构成了有力支持。
当邓小平说“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时，他并没有为地方干部辩护。事实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走私、贿赂和腐败不是政策本身的结果，而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应当加以遏制。保守派批评海南、广东和福建那些执行邓小平政策的领导人，但只是成功地排挤了他们的打击对象，并没有使政策发生变化。邓小平关心的不是个别官员的命运，而是把对外开放计划扩大到沿海14个城市和其他地区。这件事他做得既漂亮又成功。
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2月24日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来，为宣布开放另外14个沿海城市的政策作准备。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特区的建设速度时说，建筑工人都是从内地城市来的，他们的效率要归功于合同承包制，报酬多少全看他们的劳动表现。邓小平强调了经济特区在学习国外技术和管理手段上的优势。他说，各地都立刻实行高工资一时还难以办到，但是应当允许一些地方先富起来。他又说，由于深圳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很多跑到香港的人现在又回到了深圳。他然后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把他的话转告陈云。
此后两个月里，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着手准备了一份文件，并于5月4日下发。文件宣布把开放政策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每个城市都可以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在协调与广东、福建的关系上富于经验的谷牧，被指派协调北京和14个沿海城市的关系。这种扩大特殊政策的做法，表明了广东和福建在发展现代工业和积累外资上取得的成功得到了公开承认。当然，也证明了其他地区希望获得同等待遇的压力确实存在。
为了安抚内地干部，文件还宣布，沿海地区要帮助内陆地区，为后者提供原料、财政支持和人员培训。文件在表述方式上也作了考虑，以缓和陈云和其他较为保守的干部的反对。陈云不反对逐步开放更多的沿海城市，但对新的经济特区设置边界线很有意见，理由是这会给特区与周边地区货物的进出造成程序上的新麻烦。
还有干部批评说，交给广东的任务是培育高新技术，它却把重点放在发展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和服务业上。干部们很想让中国迅速步入高新技术领域。为了促使这些新开放地区提升技术，避开陈云在1982年1月提出的暂停新建经济特区的建议，1984年的13号文件规定将新的开放城市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的外国企业应当引入技术更先进的产业。
事实上，当时的广东还缺乏能够马上引入高新技术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外国公司来华投资也主要是为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即便如此，为了平息批评意见，还是出台了关于如何设立和管理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若干指令，包括作为指导路线的邓小平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签署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这些文件白纸黑字，但地方干部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有明确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他们相信，这些指令反映的仅仅是北京支持更高程度的开放和更灵活的吸引外资策略的意愿。他们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开放14个沿海地区的决定让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如释重负，他们把这个决定视为对他们政策的肯定。但是把特殊政策扩大到其他地区也给他们带来了新问题，就是竞争加剧。过去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多在广东和福建投资，如今他们增加了在其他地方的投资。不过，总体结果却是充足的外来投资源源不断。到1980年代后期，不但广东和福建特区附近各县蒸蒸日上（尽管增长率略低），而且广东的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和汕头——的腾飞也仍在继续。汕头经济特区扩大到了特区所在的整个岛，随着台湾在1980年代后期的开放，来自台湾、东南亚和美国的投资不断增长；临近台湾的厦门特区也开始繁荣起来。
邓小平大有理由对广东的成功试验扩大到其他地区感到满意。1984年10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广东成了新的“大寨”
文革期间，大寨是毛泽东为全国树立的走向社会主义农业高级阶段的伟大样板。如今，广东并没有被正式树为样板，但它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事实上的楷模而享誉中国。全国各地的干部，通过各种报告会、广东经验研讨会、广东考察之旅，或对在广东工作或学习过的干部的走访等了解广东。尤其是，很多北京高干冬季应邀去广东旅行游玩——广东人请他们是为了获得支持，而他们回到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后，就会讲述在广东的所见所闻。
过去，普通民众了解大寨是通过课堂和工作单位，通过书籍、宣传课、墙报、广播喇叭或前往参观。现在，人们了解广东和深圳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在家看电视，而这些电视大多来自广东的生产线。过去普通人去大寨，是因为被鼓励这么做；现在人们了解广东，却不是为了显示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是因为真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问题也仅仅是那个榜样过于强大，在其他地区还没有条件复制广东、福建试验的时候，那些地方的人们就已经满怀憧憬、迫不及待。因此北京并不鼓励学广东，反而试图抑制人们恨不得马上复制广东经验的愿望。
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今通过南大门进入广东，随后又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例如，当广东在佛山附近建造了全国第一座收费大桥时，那里的干部被批评说，这是一种用收费还债的资本主义做法。可是没过几年，发债与收费就成了筹资兴建大桥与高速公路的惯用做法。1983年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为多种食品——如稻米和鱼类——定价的省份。这些商品的价格先是大幅上涨，随着人们对市场作出反应，增加了产量以后，价格也随之回落。还有一个例子是广州引入了出租车。直到19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汽车还都属于某个工作单位，由单位的司机驾驶；自广州从香港购买了一些旧出租车后，它成为中国运营商业出租车的先驱。没过几年，中国所有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出租车服务。
1987年11月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成了广东新角色的标志。在举办运动会的广州新建体育场里，电视大屏幕、扩音喇叭和其他技术都是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作为样板。这次盛会展示了广东的建筑、制造、服务业和组织能力方面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种种进步。多年前曾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总理回到广州，在全运会上作了简短发言，赞扬广东为全国树立了新的高标准。全运会的管理成了1990年亚运会的样板，也成了中国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跳板。
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作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邓小平故居：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
1921年3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年16岁。（《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2）
1924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排右三为邓小平。第一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8）
1948年，淮海战役的前线指挥官：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46）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的邓小平。（《邓小平画传》，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47）
1965年，邓小平总书记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00）
1960年代初，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08）
1960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自左至右：聂荣臻、林彪、贺龙、周恩来、罗瑞卿、彭真、毛泽东、邓小平。林彪于1971年死于飞机失事，其他人——除周恩来以外——都在文革中受到攻击。（《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58）
1974年5月，邓小平与外交部长乔冠华一起在纽约首次会见基辛格。（© Bettmann/CORBIS）
1974年4月，邓小平成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5）
1978年1月，与华国锋主席在一起，当时邓小平在华国锋手下任职。（© AFP/Getty Images）
1978年10月，在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陪同下访问君津制铁所，这里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化钢铁厂——宝钢的样板。（《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45）
1978年11月，李光耀总理欢迎邓小平到访新加坡。（《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07）
1978年9月，在东北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27）
1978年12月，陈云和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启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04）
1952年秋，陈云和邓小平。（《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71）
1978年12月，与伍德科克大使举杯庆贺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后来被证明是为时过早了。（《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57）
1979年1月，与卡特总体会谈时的留影，旁边是译员冀朝铸。（《中美关系30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页49）
1979年1月，邓小平唯一的一次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和尼克逊前总统在白宫的国宴上。这是尼克逊在水门事件之后第一次重返白宫。（© CORBIS）
1979年2月，在得克萨斯的牛仔竞技表演现场戴上牛仔帽。（© Bettmann/CORBIS）
1979年，参观福特汽车厂。（© Bettmann/CORBIS）
1984年2月，和领导农村改革的万里一起种树。（《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111）
1981年，瞭望中国西部辽阔的平原。（《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27）
1980年代初，给胡耀邦总书记作指示。（©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
1979年1月，接见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开启有关香港前途的谈判。（《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72）
1984年12月，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签署有关香港未来的联合声明。（《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478）
1980年代中期，在海滩上。（©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
1974年8月，70岁寿辰时和家人留影。前排：邓朴方、卓琳、邓小平、夏伯根。后排：邓质方、邓楠、邓榕、邓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90）
1986年夏，孙子的吻。（《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295）
1980年代末，打桥牌。（《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12）
1984年1月，在广东省长梁灵光陪同下，视察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建设。（《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01）
1984年4月，与列根总统在一起。此时列根已放弃与台湾恢复正式关系的努力。（《中美关系30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页64）
1989年2月，方励之欲出席美方招待会无果后，邓小平会见乔治・布殊总统，译员为后来担任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长的杨洁箎。（《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76）
1989年5月，欢迎戈巴卓夫夫妇到访北京，此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已经在进行中。（© Jacques Langevin/Sygma/Corbis）
1989年5月，赵紫阳总书记在天安门广场上向学生道别，邓小平在骚动期间一直未来到广场。（© AFP/Getty Images）
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的“家庭度假”吸引了大批围观者。（《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33）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向他的接班人江泽民总书记致以最后的祝福。（《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87）
1992年10月，在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挥别他的政治生涯。（© Jacques Langevin/Sygma/Corbis）
1997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为邓小平的去世默哀一分钟。（《邓小平画传》，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