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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呆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做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滴。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上,徐阶兄,我服了你!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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