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觉得一时之间难以入睡。首先是没有了火车的晃动。如果外面是个车站，也实在太安静了。相比之下，火车里的声音倒是异常响亮。他能听见雷切特在隔壁的动静——走动声、按水龙头的咔嗒声、自来水流动的声音、水溅出来的声音，然后水龙头又咔嗒一声关上了。外面过道上的脚步声，有人趿着卧室的拖鞋走了过去。

赫尔克里·波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外面的车站怎么这么安静？他喉咙发干——忘记要一瓶矿泉水了。他又看了看手表。才一点十五分。他想按铃向列车员要一瓶矿泉水，手指刚要伸向电铃，但又停下了。在寂静中，他听见“叮”的一声。列车员不可能同时照顾到每个铃声。

叮……叮……叮……

铃声响了又响。列车员在哪儿？有人不耐烦了。

叮……

无论是谁，仍在固执地按着按钮。

突然，过道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列车员来了，敲了敲波洛房间不远处的门。

然后传来了说话声——列车员的声音，恭敬而抱歉。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再坚持且喋喋不休。

哈巴特太太！

波洛暗自发笑。

这场口角——如果是的话——持续了一阵子，哈巴特太太和列车员的说话比例是九比一！最终，事情似乎是解决了。波洛清楚地听见“晚安，太太”，还有关门声。

他的手指按了按电铃。

列车员立刻出现了。满头大汗又闷闷不乐。

“请帮我拿瓶矿泉水吧。”

“好的，先生。”大概是因为波洛冲他眨了眨眼睛，列车员诉起委屈来，“那个美国老太太——”

“怎么了？”

他擦了擦额头。“您想想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她坚持说——死活坚持——她房间里有个男人！您想想，先生，这么小的地方，”他用手比画了一圈，“他能藏在哪儿？我跟她争辩了一下，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可她还是坚持说，她醒了发现有个男人在那儿。于是我问，那个男人怎么能出去后还能把门闩上。可她就是听不进去，好像还嫌我们不够麻烦似的，这大雪——”

“大雪？”

“是啊，先生，您没注意到吗？火车停了。我们困在雪堆里了，天知道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多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待了七天。”

“我们这会儿在哪儿？”

“在温科夫齐[南斯拉夫城市]和布罗德[俄罗斯城市]之间。”

“唉，唉。”波洛苦恼地说。

列车员退了出去，回来时带来了矿泉水。

“晚安，先生。”

波洛喝了一杯水，好让自己安静地睡着。

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再次被惊醒了。这一次，好像是什么重的东西砰的一声撞在了他的门上。

他跳起来打开门向外看，什么也没看到。可是在右边，离他有段距离的过道上，有个裹着一件猩红色和服式睡衣的女人走开了。在另一端，列车员坐在小椅子上，正在一大张纸上填写什么。周围都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肯定是发神经了。”波洛说着又回到了床上。这次他一觉睡到了早上。

醒来时火车仍然停滞不前。他拉开窗帘向外看，只见火车周围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他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九点多了。

九点四十五分，他和平时一样一身整洁而时髦的打扮，向餐车走去，里面一片唉声叹气。

旅客们之前可能存在的任何隔阂已经完全打破了，所有人被一个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了一起。哈巴特太太正在高声吵闹着。

“我女儿还说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方式，坐上火车就直接到帕鲁斯了。现在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困上好几天，”她哀叹道，“而且我的船后天就要开了，我还能赶上吗？我甚至都不能打个电报去退票！我气得都不想再说这个了！”

那个意大利人说他在米兰还有要紧的事。大块头美国人说“真是太糟糕了，太太”，还安慰性地说火车还是有希望把时间补上的。

“我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等着我，”瑞典太太抽泣着说，“我也没办法通知他们，他们会怎么想啊？肯定会认为我出事了。”

“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玛丽·德贝纳姆问，“没人知道吗？”

声音里有种不耐烦。但波洛注意到，托罗斯快车停车检查时她的那种近乎疯狂的焦虑已经消失不见了。

哈巴特太太又说了起来。

“这火车上没人了解情况，也没人想要做点事。只是一群没用的外国人。哼，要是在我们国家，至少有人会想办法做点什么的！”

阿巴思诺特转向波洛，小心谨慎地用带着英国口音的法语说：

“你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吧，先生？你能说一下——”

波洛微笑着纠正他。

“不不，”他用英语说，“我不是。你把我和我的朋友布克先生弄混了。”

“哦，对不起。”

“没关系，这很正常。我现在住在他之前的房间里。”

布克先生不在餐车里。波洛四处看看还有谁不在。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那对匈牙利情侣都不在。还有雷切特和他的仆人，以及那个德国女仆也不在。

瑞典太太擦了擦眼睛。

“我真傻，”她说，“这么不争气地哭鼻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种基督教精神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

“这的确很好，”麦奎因心情烦乱地说，“我们会在这儿待上好几天。”

“这里究竟是哪个国家啊？”哈巴特太太眼泪汪汪地问。

得知这里是南斯拉夫后，她说：“哦，一个巴尔干国家，还能指望什么？”

“你是最有耐心的一个了，小姐。”波洛对德贝纳姆小姐说。

她微微耸了耸肩。

“一个人能做什么？”

“你真像个哲学家，小姐。”

“那意味着一种超然而置身事外的态度。我觉得我的态度更为自私。我已经学会如何不浪费感情了。”

她的回答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因为她甚至都没看他一眼。她的目光越过波洛，停在窗外厚重的积雪上。

“你很坚强，小姐，”波洛礼貌地说，“我觉得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坚强。”

“哦，不，不，真的。我知道有个人比我坚强得多。”

“这个人是？”

她好像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正在跟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说话。可直到今天早上，她也就跟他说了几句话而已。

她礼貌而疏远地笑了。

“呃，比如那个老太太，可能你也注意到她了。一位十分丑陋的老太太，可很有吸引力。她只要举起个小手指头，客气地说一句话，全车人都得为她奔走。”

“他们也会服从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波洛说，“但那是因为他是这条线路的董事，而不是性格坚强。”

玛丽·德贝纳姆笑了。

一早上过去了，包括波洛在内的几个人仍然留在餐车里。此刻，集体生活能让人感觉时间好过些。他听到了更多有关哈巴特太太女儿的事，也听到了已经过世的哈巴特先生一辈子的习惯，从早上起床吃谷类早餐，一直到晚上穿着哈巴特太太亲自给他织的睡袜睡觉，等等。

波洛正在听那位瑞典太太混乱地讲述她的传教宗旨时，一位列车员走进餐车，来到他身旁。

“打扰了，先生。”

“什么事？”

“布克先生问您是否愿意劳驾去他那里坐一会儿。”

波洛站起来，向瑞典太太道了歉，然后跟列车员走出餐车。此人不是他所在车厢的列车员，而是个白皙的高个子。

波洛跟着向导穿过自己车厢的过道，来到下一节车厢的过道上。那人敲了敲门，然后站在一旁请波洛进去。

这不是布克先生自己的那个房间，是个二等房——选这间也许是因为它面积更大一些。不过仍然给人以拥挤的感觉。

布克先生坐在对面角落的一个小座位上。对面靠窗的角落里，是一个黑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正在望着窗外的雪。一个身材高大、穿蓝色制服的男人（列车长），还有波洛自己车厢的列车员，两人站在那儿，几乎堵住了波洛的去路。

“啊，我的好朋友，”布克先生喊道，“进来吧，我们需要你。”

窗边的小个子男人在座位上移了移，波洛才得以从另外两个人中间挤过去，坐到他朋友对面。

布克先生脸上的表情让波洛强烈地感觉到，肯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出什么事了？”他问。

“问得好！首先是这场雪——这次堵塞。现在又——”

他顿住了。列车员发出了压抑的喘息声。

“现在又怎么了？”

“现在又有一个旅客死在卧铺上了——被刺死了。”

布克先生带着一种平静而绝望的语气说道。

“一个旅客？哪一个？”

“一个美国人，姓——姓——”他翻查了一下面前的笔记，“雷切特。不错，是姓雷切特吧？”

“是的，先生。”列车员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波洛看看他，对方面如死灰。

“你还是让他坐下吧，”波洛说，“不然他要晕了。”

列车长挪了挪身子，列车员一屁股跌坐在角落里，把脸埋进手中。

“啊！”波洛说，“事情很严重！”

“确实非常严重。首先，谋杀本身就是最严重的灾难。然而不仅这样，现在情况非同寻常。我们被困在这里，可能会待上几个小时……不是几小时，而是几天！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经过一个国家，几乎都有该国的警察在车上，但是南斯拉夫——没有。你明白了吗？”

“处境确实很艰难。”波洛说。

“还有更糟的。康斯坦汀医生——我忘记介绍了。康斯坦汀医生。波洛先生。”

黑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欠了欠身，波洛也回了礼。

“康斯坦汀医生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一点钟。”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做精确的判断，”医生说道，“不过我想我能断定死亡时间是在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最后一次看见雷切特先生活着，是什么时间？”

“据说一点二十分的时候他还跟列车员说过话。”布克先生说。

“没错，”波洛说，“我亲耳听见了。这是已知的最后一个消息吗？”

“是的。”

波洛转向医生，医生继续说道：

“雷切特房间的窗户是大敞着的，这不由得让人猜测凶手是从窗户逃走的。但我认为开窗是个假象，任何人跳窗逃走都会在雪地上留下明显的脚印。但是并没有。”

“谋杀是何时被发现的？”波洛问。

“米歇尔！”

列车员站了起来，仍旧是一脸的苍白和恐惧。

“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这位先生。”布克先生命令道。

他结结巴巴地说：

“这位雷切特先生的仆人今早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动静。后来，就在半小时之前，餐车服务员过来了，想问问先生是否需要吃午饭。这是十一点时的事。

“我用自己的钥匙给他开了门，可里面还有链条，打不开。没有人应门，里面静静的，很冷——冷极了。窗户是开着的，雪花飘了进来。我想先生也许生病了，便叫来了列车长。我们弄断锁链进屋一看，他——啊，太可怕了！”

他又把脸埋进了双手之中。

“门是锁上的，里面也有锁链锁着，”波洛沉思着说，“不是自杀吧，嗯？”

希腊医生讥笑道：

“一个人会朝自己身上刺十刀、十二刀甚至十五刀自杀吗？”

波洛睁大了双眼。“太残忍了。”他说。

“是个女人，”列车长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看样子肯定是个女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刺。”

康斯坦汀医生陷入了沉思，脸也皱成一团。

“那得是个强壮的女人，”他说，“我不愿意说复杂的技术性问题，那只会更加混乱，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有一两刀刺得很用力，把骨头和肌肉上坚硬的韧带都刺穿了。”

“很明显，作案手法很不科学。”波洛说。

“还有更不科学的，”康斯坦汀医生接着说，“这么多刀都是随意乱刺的，有几刀只是划了一下，几乎没什么损伤。看起来就像是有人闭着眼睛，盲目而疯狂地乱刺一气。”

“是个女人，”列车长再次说道，“女人就是这样，生起气来很有力气。”他郑重地点点头，大家不由得怀疑他对此是否深有体会。

“我有件事可供大家参考，”波洛说，“雷切特先生昨天跟我说过话。根据我的理解，他说他处于危险之中。”

“‘干掉他’——这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对吗？”布克先生问，“那就不是女人了，而是个‘歹徒’或‘持枪歹徒’。”

眼见自己的理论被推翻，列车长一脸痛苦。

“如果是这样，”波洛说，“手法似乎太业余了。”他很专业地反对道。

“火车上有个美国大块头，”布克先生继续推行自己的理论，“一个外表普通、穿着糟糕的家伙，嚼着口香糖，我认为好人不会这么干。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听到他提问的列车员点点头。

“是的，先生，十六号房，但不可能是他，不然我应该能看到他进出房间。”

“也许你没看到，也许。我们稍后再深入探讨。问题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看看波洛。

波洛回看了他一眼。

“好吧，我的朋友，”布克先生说，“你能理解我请你做的事情。我了解你的才干。你来指挥这次调查吧！不，不，别拒绝我。你看，对我们而言这非常严重——我是代表国际客车公司这么说的。等到南斯拉夫警察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供解决方案，那问题就简单了！不然就会拖延时间，麻烦重重。无辜的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谁知道呢！然而，如果你解开了这个谜题！我们就可以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这就是罪犯！’”

“假如我解不开呢？”

“啊，我的朋友，”布克先生的声音更加积极亲切了，“我知道你的名气，也了解你的做事方式。对你来说，这是个理想的案子。查查所有这些人的背景，发现幕后的真相，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无穷的麻烦。可我不是经常听你说，只需要躺在椅子上思考思考就能破案了吗？那就这么做吧。跟车上的旅客谈一谈，看看尸体，研究一下线索，然后……好啦，我相信你！相信你绝不会乱夸海口的。躺下来思考吧，就像我常听你说的那样，动动你那小小的灰色脑细胞——你就想出来了！”

他俯身向前，充满深情地看着侦探。

“你的信任打动了我，我的朋友，”波洛颇为激动地说，“就像你说的，这案子并不难。昨天晚上我自己……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些。实际上，我对这个案子也很感兴趣。就在半小时之前，我还在想，现在我们被困在这儿，将要面对很长一段无聊的时间。而现在——我已经有事可做了。”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布克先生热切地说。

“是的，你就把案子交给我吧。”

“太好了——我们都听你的调配。”

“首先，我想要个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平面图，上面标注着每个人所在的房间。我还要看看他们的护照和车票。”

“米歇尔会给你这些的。”

列车员离开了房间。

“车上还有哪些旅客？”波洛问。

“在这节车厢，只有康斯坦汀医生和我。从布加勒斯特过来的车厢里，只有一位跛脚的老先生。他跟列车员很熟。除此之外就是普通车厢了，但跟我们关系不大，因为昨天晚饭之后它们就被锁上了。斯坦布尔－加来车厢前面，就只有餐车了。”

“那么，看起来，”波洛缓缓地说，“我们好像得在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寻找凶手了，”他转向医生，“我想，你是这个意思吧。”

希腊人点了点头。

“晚上十二点半时，我们冲进了雪堆里。从那以后，没人能离开火车。”

布克先生板着脸说：“凶手就在我们身边——现在还在这列火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