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足有十五分钟没人说话。

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尽量按波洛说的做。他们努力从迷宫一样的矛盾的细节中找到一个清晰且突出的结论。

布克先生的脑海中是这么想的：

“我的确得思考，可是那些问题我已经想过了呀……很明显，波洛认为那个英国女孩跟本案有关系，可我总觉得这不可能……英国人都非常冷漠，可能是因为他们身材不美。但这不是重点。看样子那个意大利人不可能这么做——真可惜。我觉得那个英国男仆说他房间里的另一个人从未离开过，应该没有撒谎。可是他怎么会杀人呢？贿赂英国人可不容易，他们那么难以接近。整件事简直倒霉透顶。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总得做一点救援工作。这些国家做事这么慢……做什么事之前先得想上几个小时。还有这些国家的警察，他们最不好应付了——自高自大，暴躁易怒，还摆出一副有尊严的样子。他们会把这件事闹大，因为他们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刊登着……”

接下来，布克先生的思路又沿着他们已经走过几百次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汀是这么想的：

“他真奇怪，这个小个子。一个天才，还是一个怪人？他能解开这个谜题吗？不可能——我看不到出路。这一切都太混乱了……没准，每个人都在撒谎……可是就算这样也没用。如果他们全都在说谎，可还是那么让人迷惑，好像他们都在说真话。关于那些刀伤的说法很古怪，我无法理解……如果他是被枪打死的，就容易理解了——毕竟，‘带枪者’这个词意味着他们得有把枪。美国是个奇妙的国家。我真得去那里看看。真是先进啊。我回到家一定得找到迪米特里厄斯·扎刚——他去过美国，有一脑子的新鲜玩意儿。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什么，要是我老婆知道了……”

他的思维已经完全走向了个人问题。

赫尔克里·波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别人可能会以为他睡着了。

忽然，经过一刻钟的静默之后，他的眉毛开始慢慢地舒展开来，轻叹一声之后，他蚊子般地咕哝道：

“可是，毕竟，为什么不呢？而且如果是这样——嗯，如果这样，一切就能解释清楚了。”

他睁开了绿得像猫眼一样的眼睛，轻声说：“好啦，我想完了。你们呢？”

思绪飘到九霄云外去的两个人，开始大声地说了起来。

“我也想完了。”布克先生脸上蒙上了一层羞愧的阴影，“但是还没有得出结论。解释这个案子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朋友。”

“我也费尽心思很努力地想过了，”医生说，厚颜无耻地回想着刚才自己脑子中的色情细节，“我想了各种可能性，不过一个也不满意。”

波洛和蔼地点点头，像是在说：

“非常好。这么说就对了，你们已经给了我需要的提示。”

他坐得笔直，挺着胸脯，摸着小胡子，像演说家发表公开演讲那样说道：

“朋友们，我把脑子里的事实都检查了一遍，也考虑过旅客的证词，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很模糊，但我看到了某种掩盖我们已知事实的解释。这是个非常奇怪的解释，我还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为了证明其正确性，我得做几个试验。

“首先我说几点看起来对我有启发性的问题。让我先从和布克先生在这个地方一起吃午饭时，他给我讲的一句话开始说起吧。他说我们周围都是一些不同阶层、不同国籍、不同年龄段的人。这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很少见的。比如，雅典－巴黎，布加勒斯特－巴黎这两节车厢几乎是空的。别忘了，还有一个旅客没出现。我认为这个人值得注意。另外，还有几个小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比如，哈巴特太太洗漱包的位置，阿姆斯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哈德曼先生的侦探手法，麦奎因所说的是雷切特自己烧毁了我们发现的焦了的纸片，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教名，以及匈牙利人护照上的油迹。”

两个人凝视着他。

“这些问题对你们有没有启发？”波洛问道。

“一点没有。”布克先生坦白道。

“医生，你呢？”

“我连你说的是什么也没弄明白。”

布克先生赶紧抓住他朋友提到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在一堆护照中分拣起来。接着，他咕哝一声，拿起了安德雷尼伯爵夫妇的护照，打开。

“这就是你说的吗，这块污渍？”

“是的，这是一块刚滴上去的油迹。你注意到它在什么地方吗？”

“在伯爵夫人姓名一栏的前端——准确地说，是她的教名。可我承认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块手帕上面。就像前不久我们说过的那样，三个人跟这个字母有关系：哈巴特太太、德贝纳姆小姐和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看这块手帕。我的朋友们，这是一块非常昂贵的手帕——一件奢侈品、手工制作、巴黎刺绣。这些旅客中，先不说姓名首字母，哪一个人有可能拥有这么一块手帕？不是哈巴特太大，她是个举止得体的女人，不喜欢在衣着上表现得很奢侈。不是德贝纳姆小姐，那个阶层的英国女人都用雅致的麻布手帕，而非昂贵的、可能要花掉两百法郎的棉纱手帕。而且肯定不是女仆。但是火车上有两个女人有可能用这种手帕。总之，让我们看看是否能把她们的名字跟字母H联系起来，我说的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

“她的教名是娜塔丽亚。”布克先生挖苦道。

“对极了。而且她的教名，正如我刚才所说，显然具有启发性。另一个人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那么我们就会马上想到——”

“只有你！”

“好吧，是我会马上想到。她护照上的教名被一块油迹弄糊了。只是个意外，任何人都会这么说。可是，想一想那个教名。埃伦娜[英文为Elena]。假设，不是埃伦娜，而是海伦娜[英文为Helena]。大写的H可以改成大写的E，就能轻易地盖住旁边那个小小的e，再弄一块油渍掩盖这种改变。”

“海伦娜！”布克先生喊道，“想法真不错。”

“当然是个好主意！我到处寻找我这个想法的证明，不管多么微小——并且找到了。她行李箱上的一个标签有些潮湿，正好在箱子上面的首字母上。标签是用水浸湿之后，揭下来又贴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开始说服我了，”布克先生说，“但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当然——”

“啊，现在，我的朋友，你必须转变观念，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探索这个案子。凶案本来应该怎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呢？别忘了，大雪打乱了凶手的原始计划。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大雪，火车就会正常行进，那么，会发生什么？”

“可以说，凶手十有八九会于今天早上在意大利边境被发现，意大利警方同样会获得很多相同的证词。麦奎因先生会说出那些恐吓信，哈德曼先生会讲他的故事，哈巴特太太会急切地说出有个男人经过她的房间，纽扣也会被发现。我想，只有两件事会有所不同。那个男人会在一点之前穿过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而列车员制服会被扔在一个厕所里。”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凶杀案原本计划得像是外面的人干的。凶手原本打算等火车零点五十八分准时到达布罗德时下车，有人可能会在过道上碰见一个奇怪的列车员，制服则被扔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样人们就能看清凶手设计的骗局。这样所有的旅客都不会有嫌疑。我的朋友，凶案原本是想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但是大雪改变了一切。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知道凶手为什么在房间里跟受害人待这么久了，他在等火车继续往前开。但是他最终意识到火车开不了了，必须另行制订计划。现在已经知道凶手仍然还在火车上。”

“没错没错，”布克先生不耐烦地说，“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手帕从何而来？”

“我会用比较曲折迂回的方式解释给你听。首先你们得意识到那些恐吓信有些瞎蒙的性质，可能是从一本差劲的美国侦探小说里抄的，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是给警方看的。我们必须问自己的就是：‘它们骗到雷切特没有？’表面上看是没有。他给哈德曼的指令好像指的是一个明确的‘个人’的敌人，他完全掌握了敌人的身份，前提是我们认为哈德曼的故事是真的。但是雷切特确实收到了一封风格迥异的信——内容包含阿姆斯特朗小孩的信，也就是我们在他房间发现的碎片。万一雷切特没有及早意识到，就要确保他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一直在说的那封信，凶手没打算让人发现，他首先关心的就是烧掉这封信。然而这是他计划中的第二个障碍。第一个是大雪，第二个是我们复原了那封信。

“如此小心地烧毁那封信，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火车上一定有人跟阿姆斯特朗家有密切的关系，而发现那封信，就会直接导致那个人受到怀疑 。

“现在，我们说说发现的另外两条线索。我先略过烟斗通条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我们说说手帕的问题。很简单，这条线索直指名字首字母为H的人，而且是那个人无意中掉落的。”

“非常对。”康斯坦汀医生说，“发现手帕掉了之后，她会立即采取措施隐瞒教名——”

“你还真是快！你这么快就得出结论了，我可还不敢允许自己这么说。”

“还有其他结论吗？”

“当然有。比方说，假如你犯了罪，并且想嫁祸于人，而且，火车上有一个人跟阿姆斯特朗家关系密切——是个女人。假如，那时候你留在那儿一块属于那个女人的手帕，她就会受到讯问，她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就会公开——就是：动机——也是与案子有牵连的证据。”

“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医生表示反对，“清白的嫌疑人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掩饰身份。”

“啊，真的吗？你是这么认为的吗？这正是警方的观点。但是我了解人性，我的朋友，面对突如其来的谋杀审讯，就算最清白无辜的人也会失去理智做出最荒唐的事情。不，不，油迹和修改过的标签不能证明安德雷尼伯爵夫人有罪——只能证明她由于某个原因而急于隐瞒身份。”

“你觉得她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什么关系？她说她从未去过美国。”

“确切地说，她的英语带有外国口音，相貌也像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是相对于美国人而言]，只是有些夸张。但是不难猜到她是谁。刚才我说过阿姆斯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叫琳达·阿登，她是个非常著名的演员，尤其是作为一个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想想《皆大欢喜》中的阿登和罗莎琳德森林。她给自己取名字的灵感即来自于此。那个让她享誉全球的名字，‘琳达·阿登’，并非她的真名。她的本名可能是戈尔登贝格，在她身上，很有可能流淌着中欧人的血，也许掺有犹太人的血液。很多民族都漂泊去了美国。我提示你们一下，先生们，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就是埃伦娜·戈尔登贝格，琳达·阿登的小女儿，惨剧发生时她还是个孩子，后来，嫁给了在华盛顿当使馆专员的安德雷尼伯爵。”

“可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说，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可是他的名字她却不记得了！我问你，我的朋友，可能吗？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爱琳达·阿登，就像贵妇人爱伟大的演员一样。她还是这个演员其中一个女儿的教母，这么快就忘记她女儿的夫姓了吗？不可能。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她在撒谎。她知道埃伦娜就在火车上，还见过她。听到雷切特的真实身份时，她马上就意识到埃伦娜会受到怀疑。所以我们问到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时，她立刻撒了谎——模糊了，记不得了，但是认为埃伦娜嫁给了一个英国人——与真相相去甚远的说法。

一个餐车服务员从另一边的门口进来，走到他们前面，对布克先生说：

“吃饭了，先生们。要送上来吗？已经做好了一会儿了。”

布克先生看看波洛，后者点点头。“一定要开饭。”

服务员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传来他按铃的声音以及大喊声：

“头等厢，开饭了，开始供应晚饭——第一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