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２〕，德国的霍普德曼^〔３〕，西班牙的伊本纳兹^〔４〕，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５〕，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６〕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７〕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８〕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９〕，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１０〕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１１〕，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２〕唐南遮（Ｇ．Ｄ’Ａｎｎｕｎｚｉｏ，１８６３-１９３８）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３〕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４〕伊本纳兹（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Re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参看本卷第４５９页注^〔１６〕。

^〔６〕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７〕“杀身成仁”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８〕“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９〕“赋得革命，五言八韵”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１０〕叶遂宁（Ｃ．Ａ．ＥｃｅZPZ，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１１〕梭波里（Ａ．Ｍ．ＣｏhELM，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