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和董宇辉正式分手，江湖再见，恩怨任人评说。

只是7月25日，董宇辉发布的告别信引发关注。一些网友提出，其文字给人以故作文艺、华而不实之感。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更是以“董宇辉，说人话！”为题，批评董宇辉的告别信“有不少华而不实的辞藻，给人观感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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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教授的批评，迅速引发轩然大波，网友们的意见也是两极分化。

有人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看到一个和我想法一样的人了。我对董一直无感，就觉得言辞华而不实，和多年前的中学生作文一样。

有人愤青味十足：

因为都没文化，来了一个似乎有点文化的带货，就被一众韭菜惊为天人，成了网红。发达后炒了东家，又告白一篇小清新散文，继续吸粉。

也有人表示反对：

董宇辉为什么能出道？靠的就是直播中出口成章的华丽词藻，打造了文化人这一人设，才引来了丈母娘粉丝。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不忘初心吧。无论是教师还是售货员，能舌灿莲花已经很大成功了，他们没有必要承担文学革命的责任和义务啊。

挺董派表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董宇辉的告别信虽然文艺，但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对团队的感激之情，这是无法用简单的“华而不实”来概括的。

以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观点也许没有对错，各花入各眼嘛，在网络时代尤其如此。

我们看看严锋说了什么？文艺本身不是问题，不讲场合、不顾内容、不看对象、千篇一律的文艺就是毛病。老祖宗孔夫子早就说过：“辞达而已矣”，文章最重要的是意思的表达，而不是文采的炫耀。再来看看董宇辉的小作文，大家自己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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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教授的评论提供了人物评价的另一个视角，也提供了一个切口，来审视当下的写作教学。

他指出：“这其实是现在很多写作的通病，不好好说话，非要显得很文艺。”

北大中文教授漆永祥也说过，高考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们不说人话。

有人通过董宇辉的小作文，看到了学校教育的影子：这就是现在高中语文教育的通病。这就是很多初中语文老师评价标准里“优秀作文”的文风。

孩子写作文“不讲人话”，由来已久。

2008年，四川省高考作文题是“坚强”。试卷里开始了比惨模式，有的写自己身残志坚，有的写家庭突遭变故，甚至出现了父母双亡。

2020年，一篇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火了。不是因为写得惊艳，而是因为这篇作文“不说人话”，却得了满分。

文章以“海德格尔”开头，以“卡尔维诺”结尾，短短几百字里用了近20个生僻字和艰涩词汇，引用了近10个名言典故。

文字一顿操作猛如虎，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第一段就是：我想飞，展示个性和自我。

第二段：想飞没问题，但要守规矩。

其他段落诸如此类。四个字总结：辞不配位。

文章完全用不着跩大词儿，用更平实、朴素的词句，信息一点不会损失。

考生为什么如此搏命？中高考作文一般占50-70分，好大一块蛋糕。平均每篇作文的阅卷时长？大约30秒。

考生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出险招，走偏锋，力图在极短时间内博得主考官的青睐。

而《生活在树上》这篇作文不仅得到了满分，还被当成典型，公开发布并宣传。

满分作文就是风向。专家、老师、培训机构都会解剖和研究它们，然后带领学生效仿，批量化生产。

就像董宇辉的小作文，很多“丈母娘”如获至宝，纷纷下载，收藏，给自家娃开小灶。

一些学校、语文老师平日推荐的主要读物就是《读者》《意林》，也推荐董宇辉。

于是，这样的文风代代相传，薪火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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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董宇辉的小作文，以及晦涩难懂的作文“得满分”，已不止于单单评价一篇文章、一个事件，也许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

写作文，是为了什么？

高考，又是为了什么？

与其批评孩子胡编乱造，为了高分不惜扭曲人性，不如反思作文教学的问题。说得不客气一点，孩子的作文，跟泛滥的《作文宝典》《作文秘笈》不无关系。

这些书里往往不见“道”，只有“术”。金光闪闪的词藻堆砌、开头结尾的套路，还有各种结构的流水罐装。也跟一些老师的教学有关。一些老师自己不写作文，指导学生作文头头是道，不过就是陈词滥调，甚至让学生背范文，按套路，真是扯淡。

很多孩子不喜欢写文章，除了身处信息碎片化的读图时代，很多时候拜老师所赐。从开始写作文起，老师就强调词藻、结构，还规定了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

孩子们一看就挠头了：完了，作文太难了。怎么办？就去编，就去背，一个题材反复用。

有的孩子从小到大就写一个题材：学游泳。居然得分还不错。很多孩子私下说，写作文就是编编故事，骗点分数嘛。

记得那年带高一教改班，都是学习的佼佼者，但是作文让我傻眼了。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满满的工厂车间的味道。

我对孩子们说：

看你们个个鲜活可爱，怎么文章里到处是撞脸、撞衫？这些文字你们自己感动吗？自己不感动，写出来是恶心别人吗？浪费的，不仅是自己的情感，还有那些无辜的白纸，白白牺牲的大树！‍‍‍‍‍像疗救“病梅”一样，总要慢慢地唤醒他们，让他们内心的文字，长出翅膀翩翩地栖落在纸上。

我跟孩子们说得最多的是：

作文都在你们的肚子里，我只是一个助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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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董宇辉是带货网红、商人，他的小作文不过是一种人设。

严锋教授的批评，他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接受，会不会改变，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通过董宇辉的整个事件，我们看到了几个事实：越商业越需要文化，知识永远不会贬值；网民也在进化，丈母娘们的要求不会永远停留在鸡汤爽文的水平上；社会是学校的一面镜子，把社会现象摆进学校教育中，时时反省，不断改进。

严锋引用了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现在看来，这“八不”不仅不过时，还切中了当今要害。

光怪陆离的网络时代，更要记得来时路。

吟咏经典，沐浴在文饭诗酒的馨香里，每一个语文教育者都要问一问：

我们的孩子到哪儿去了？散发着童真气息的青春到哪儿去了？

鼓涌着无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命到哪儿去了？

来源：行者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