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瑜妹!
今天接到你自开封寄来的信，即时恨不能生出双翼飞到你的面前，帮助你分一点劳苦，安慰你，并且安慰你的母亲。倘若你的母亲见着我这个女婿(喂!我真不好意思说是人家的女婿!并且你的母亲承认我是她的女婿与否，还是一个问题。现在我姑且这样说罢。)或者也高兴一点。你见着我在你的面前，或者也把愁苦减少一点。但是，妹妹!我亲爱的妹妹!我现在怎么能脱身呢?此地有几个朋友做事情，他们完全仗着我，我几乎不能离开一步，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肯放我走的。这真是急煞我了!……我的妹妹!我的亲爱的妹妹!我怎么办呢?我真是急得要哭了!请你原谅我。……
你现在的生活很苦，我的确很可以想象出来。我不能来帮助你，我真惭愧，我真对不起你……但是，妹妹，我究竟是你的爱人，我请你好好地保养身体，千万别过于愁苦。母亲的病终久是会好的，你切勿过于着急，着急也是没有用处啊。我的妹妹!请你听我的话，请你体谅我爱你的心思，请你千万珍重自己的身体!
请你千万莫要虑念我!我现在虽然有点忙，但是心境还好，因为有你做我的安慰者。我固然希望你早到北京来，但是你现在因母亲的病不能来，我绝对不愿意强你为难。你现在可安心伏侍母亲，使母亲病好时才到北京来。我现在虽希望你来，但我更希望你的母亲赶快全愈，使你能早日动身来。
此次沪汉惨案，言之令人心痛!好在中国近来民气发展得多，或不致于有亡国的现象。我知道你对于此次惨案是很愤怒的，但徒愤怒无以救祖国，还望保重身体，留之为将来的贡献。
妹妹!亲爱的妹妹!请你不要念我，请你保重身体，请你安心侍候母亲!
与你接一个最安慰最愉快的吻!
你爱的侠哥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五日
瑜妹如握：
读八月十日由开封寄来之快信，悲喜交集：吾妹为爱我故，而被受许多之谣言与痛苦，实令我深感不安!吾妹虽被受许多之谣言与痛苦，而仍不减对我之爱情，斯诚令我愉快已极，而感激无尽也。
北京会晤，畅叙数年相思之情怀，更固结精神之爱恋，诚为此生中之快事。孰知风波易起，谣言纷来，致吾妹感受无名之痛苦，扪心自问，我实负其咎。斯时我身在塞北，恨不能即生双翼，飞至吾妹前，请吾妹恕宥我之罪过，而我给吾妹以精神上之安慰。
惟我对吾妹有不能已于言者：社会黑暗，习俗害人，到处均是风波，无地不有荆棘，吾侪若无反抗之大胆及直挠不屈之精神，则将不能行动一步，只随流逐浪为被征服者可矣。数千年男女之习惯及观念，野蛮无理已极，言之令人可笑而可恨。中国人本非无爱情者，惟爱情多半为礼教所侵噬，致礼教为爱情之霸主。噫!牺牲多矣!今者，吾侪既明爱情之真义，觑破礼教之无人性，则宜行所欲为，不必再顾忌一般之习俗。若一方顾忌习俗，一方又讲恋爱，则精神苦矣。父母固为爱子女者，然礼教之权威能使父母牺牲其自身子女而不顾，戕杀其子女而不惜;子女若欲作礼教之驯徒，则只有牺牲爱情之一途。吾妹若真健者，请千万勿为一般无稽谣言及父母指责所痛苦，置之不问可耳。我深不忍吾妹因我而受苦痛!吾妹若爱我，则斩金截铁爱我可耳，遑问其它。若真因我而受苦痛，而又不能脱去此苦痛，则请吾妹将我……
吾妹之受痛苦皆为我故，斯诚为我最伤心之事!我将何以安慰吾妹耶?近来每一想及我俩身事，辄唏嘘而不知所措。我本一飘泊诗人，久置家庭于不顾;然吾妹奈何?人生有何趣味?恋爱亦有人从中干涉，所谓个人自由，所谓人权云乎哉?噫!今之社会，今之人类!
吾妹!我永远不甘屈服于环境!我将永远为一反抗，为一赞诵革命之诗人!
珍重!珍重!
侠哥八月十三日晚十时
(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纪念碑》)
赏析
把一本情书集命名为《纪念碑》，显然是看得够重的。这是出于蒋光慈深切的伤逝之情。蒋与宋若瑜相恋始自1920年前后，其间几年，交往日密，感情弥深，至1926年8月结为伉俪。但一月后早患肺病的宋病情加重，不得不入医院治疗。不幸的是，11月便溘然病逝于牯岭。宋的早夭，更加重了蒋光慈对爱情的珍视，他将二人热恋中的情书尽力收集整编为《纪念碑》上下两卷，上为宋致蒋的信(时限为1925.1.22——1926.9.15)，下为蒋致宋的信(时限为1924.11.3——1925.9.4)，这里仅选出蒋致宋情书两封，完全可以视为两篇小品。这虽是《纪念碑》的一角，但约略可推见这块大碑的整体面貌。
照理说，情书的读者应该仅只恋中的对象，或写情书的人自己。但是，人为社会人，情书里所表达的情感性质和内容意义，常常不会局限于一二人之间。因为情书也是一种社会文化遗留。蒋光慈发表私人情书的目的，除了展示一片真挚情感之外，也表达他们的社会思想和人生观。
前信写于1925年6月25日，当时蒋在河北张家口，宋在河南开封侍候病母。蒋从宋22日信中得知宋母病重心情焦虑，并说了些思念安慰的话。后信写于1925年8月13日，其时二人仍在两地，由于此前二人曾在北京晤面一次，畅叙情怀，别后，因“社会黑暗，习俗害人，到处均是风波，无地不有荆棘，惯于拨弄谣言者以“礼教”为武器，诋毁二人，致使宋之父母一时也指责不休。蒋在信中便有所议论。
两封书信表达了二人爱情的纯真热诚。他们都是五四新青年，蒋光慈又是一位革命作家。他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争取爱情自由，这种反封建的举动，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北京一晤，便有那么多谣言，就是证明。但蒋光慈面对黑暗社会，面对封建习俗，却有清醒的头脑和勇猛的精神。他认识到礼教对爱情的“侵噬”残酷无情、霸道无理，但他敢于踏平荆棘，走出人生道路。他以这一思想自励，也鼓励若瑜：“吾妹若真健者，请千万勿为一般无稽谣言及父母指责所痛苦，置之不问可耳。……吾妹若爱我，则斩金截铁爱我可耳，遑问其它。”这话说给若瑜，发表出来也就等于说给了社会上所有青年人了。告诉他们在爱情上要不怕封建压迫，勇敢追求。
不过，爱情的成功美满似乎不完全是男女之间的事情。蒋、宋恋爱成功了，但由于社会黑暗，宋的心情承受种种重负，造成染病而终的悲剧。要真正获得婚姻美满，根本还在于社会的解放。对此蒋的信中再三强调过。他执着爱情，但从未忘记为社会献身。在关心爱人时也关注着“令人心痛”的“沪汉惨案”，思考着救国大事。他一身四处飘泊，并未浸泡在爱河中沉醉忘世。1925年蒋正在张家口市担任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苏联顾问翻译，他的不能离开自然是身系国恨家仇的原因。“我永远不甘屈服于环境!我将永远为一反抗，为一赞诵革命之诗人!”这是革命者的心底声音。读这二封情书，使我们感到蒋光慈的“情”有对恋人的爱情，也有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之情，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之情。
蒋光慈是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情书情绪热烈，文气畅达，爱憎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读他的情书，意义远不在学写情书，而是要领略他的英雄主义品格，品读细腻备至的人情，从中也能悟到小品文写作艺术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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