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我国京剧界曾有三位誉满南北的名伶: 被时人称为 “梨园三怪” ，至今仍传为佳话。

一怪是跛子孟鸿寿。他自幼患了软骨病，身长腿短，头特别大，脚小而纤弱，行走不便。但他暗下决心，苦学二年，扬长避短，成为独树一帜的名丑，被戏班、戏园争相邀请。

二怪是瞎子双阔亭。他自幼学戏，后来因病双目失明。但他并未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勤学苦练，在台下行走要人搀扶，但上了台却泰然自若，寸步不乱，成为功深艺湛的名须生。

三怪是哑巴王益芳。他先天性不会说话，平日看父亲演戏，一一默记于心，虽无人教授，但每天起早贪黑依样照瓢练功。艺成后一鸣惊人，成为有名的武花脸，后被戏班奉为导师。

他们是身体的不幸者，但又是事业的胜利者。他们的成功，没有天资，没有神助，说他们“怪”，只不过是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因此，人们在惊叹、仰慕他们成就的同时，就不能不看一看这跛子、瞎子和哑巴身后的成才成名之路。

世界上许多珍贵的东西，往往要等失却了它，或渴求而终不可得时，才会越发体会其珍贵。而拥有珍宝者，却常常容易忽视他的存在。“三怪”孜孜以求和最后得到的东西，不正是一些人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所失掉的吗?他们讳于短，失于志，惰于身，欲进而畏难，爱誉而怕苦，总希望有一天天上掉下成功的秘诀、胜利的桂冠。做为这样一个肢体健全者，难道在“三怪”面前能不自愧么?

贝多芬说过: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在前进的征途中，谁都有短，有失，有可能遭受不幸。但这种“不利与艰难”，却又可以激人励志，催人奋发。“三怪”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在不幸面前，处逆境而不馁，痛己短但不甘于短，为了补短避短，而更加贵己长;苦己身，在心血和汗水的考验中，坚韧不拔，矢志不渝。“顽强是个妙不可言的东西: 它可以把山移动，使你不敢相信和想象。”这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经验之谈，也就是“三怪”成功的“秘诀”。

我们要实现四化大业，需要十亿人的共同努力，其中有艰难、有曲折，也有天赋条件的 “不幸” 者。但比起 “三怪” 来，我们又都是“有幸” 者，因为我们生的是社会主义时代，干的是人民的事业。所以，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过去的“怪事”就会变成今天的 “常事” ，四化的宏图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1982年1月25日《河北日报》)

赏析 

古人说: “感物兴怀，引辞表旨”，是指古代民歌里一种常见的起兴手法。《有感于“梨园三怪” 》借用了这种笔法，先从“梨园三怪”的故事写起，谈古道今，生发议论，确是“兴”之所至，用得其所，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写杂文，最容易流于抽象的说理。《有感于“梨园三怪” 》避免了这一点，因而没有耳提面命、发号施令之感。文章一开篇，就没有打出什么旗帜、亮出什么主义，而是把大家很感兴趣的清末民初京剧界三位名伶的动人故事叙述出来。这种叙述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雄辩的、具有说服力的议论，不但倾向性鲜明，而且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感情。接着，作者就这个故事加以概括、集中和引申，让人们看到这种现象的典型意义，从而理解了作者的真实用意。杂文的形象性，就是通过作者的这种叙述和总结，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梨园三怪”的故事，是那样新鲜，又那样动人，使得读者看过以后自然而然地产生浮想，感到文虽尽而意无穷。

《有感于“梨园三怪” 》的艺术魅力，除了援引古代故事“起兴”之外，在写法上连类喻义，由此及彼，还善于旁征博引，恰到好处地使所说的道理畅达而有力。比如，文章在谈到人在不利与艰难的境遇下应该坚韧不拔、矢志不渝时，引用了贝多芬和杰克·伦敦的经验之谈。这些名言，顺手拈来，不着痕迹，既成了作者观点的论据，又充分体现出杂文的“杂”的特性。

总之，这篇文章的叙述和议论揉合得非常得体。作者好象在同读者谈心，在娓娓而谈之中，文章逻辑的说服力和形象的感染力有机地统一起来，迸发出一种既有情又有理的艺术力量。